伊藤千明背包裏全是愛台灣苦行1250公里

出版時間 2018/05/23

我跟伊藤約在成功大學對面的咖啡廳，結束「台灣行腳」之後，伊藤現在在成功大學學中文，她告訴我，她每天課間都會在這裡讀書。
個子小小的，雪白的鵝蛋臉上一對清水眼。坐在自己常坐的位置上，伊藤略帶緊張地看著我，旁邊坐著一個看起來更緊張、黃黑皮膚的男生。
她指著男生告訴我：「我結婚了，這是我的先生LI。」
「我們是在我走路時認識的，他請我去他家喝茶。」
原來，「台灣行腳」改變了伊藤的人生！台灣人可愛到讓她在環島一圈後，決心嫁來台灣，成為台灣媳婦。
不想曝光，低調的LI在一旁羞赧地笑著，告訴我這段「臉友變男友」，神奇的愛情故事：
「我加入她的臉書粉絲團，每天關心她的消息，看到她快走到我家了，就發了一條英文訊息給她，邀請她到我家來喝茶。」
LI的老家在高雄茄萣開茶行，他今年36歲，在家裡幫忙生意，曾經赴美念書的LI，繞了地球一圈仍然獨身，卻意外地在家裡遇見了伊藤。
伊藤的英文不太好，所以她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條英文訊息，LI不死心，找了會日文的朋友將訊息翻譯成日文，重新再發一次，這一次，伊藤就注意到了！
伊藤千明到LI的茶行喝茶，認識了LI的全家人。她不滿150公分高，曬得滿臉通紅，背著近20公斤的行李，一身T恤短打像個要上山練武的小男孩。可是，當她喝完茶，起身離開的時候，也帶走了這個高雄男人的心。他開始每天與她聯絡，甚至去陪她走路，兩人用破破的英文、比手劃腳互相溝通，直到伊藤千明要離開台灣前，LI終於開口求婚。
「這樣妳就答應了？」我問，他們倆轉頭互相看看，又轉回頭來看看我。直到現在結婚一年了，兩人的言語溝通始終停留在很少的英文單字、眼神和默契中。嗯，因為創造性吸引力的費洛蒙，是靠空氣傳遞而不是語言吧！
「嗯嗯……」中文還不太好的伊藤，用眼神給我肯定的答案。
LI中等身高，瘦瘦的、肩膀寬寬的、黃黑皮膚，小狗般溫馴的大眼睛，守護著主人的神情──但是對來訪的陌生人依舊是友善的，並不想要咬你──是個台味十足的男人。
就是這種「台味」，深深地吸引了日本女孩吧！

我問她，為什麼想來台灣「走路」呢？
「我的爸爸、媽媽、姊姊都來過台灣，他們回去以後跟我說，台灣非常好玩。」
「日本的節目、廣告、新聞上，每天都有很多很多台灣的訊息。」
「日本大地震時，台灣是捐款最多的國家。」她說。
「我很好奇……台灣……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她張大眼睛，用斷斷續續的中文說。
伊藤背著簡單的營帳來到台灣。她住過學校、廟宇、公園，在草地上搭帳篷。
不過，伊藤的背包客旅行偶爾會有意外。在台灣，公園是不能露營的，伊藤因為在公園搭帳篷，被警察「請」去警察局；還有一次，因為宮廟在施工不能露營，宮廟找來警察，警察也把她請去警局。
台灣鄉下的警察如同觀光大使。「他們讓我在警察局睡一晚，還有一個警察局找了會日文的老人來跟我溝通，記者也來了，大家就在警察局和我聊天。」伊藤說。
走了一陣子，媒體開始報導這個特別的日本女孩，消息傳出去，許多台灣人追蹤伊藤的行程，漸漸有了「伊藤後援會」。
「走在路上，會有人送泡沫紅茶、送水、送泡麵、送切好的水果給我。」伊藤千明說著台灣人的種種，眼睛驚異地張得圓圓的，「有一次，」她右手舉起，五指張開，用力比了很大的「5」，「我身上背了5公升台灣人送的泡沫紅茶。」
邀請她到家裡坐坐的也很多，LI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告訴我：「伊藤她不偷吃步的，你把她從原來規劃的走路路線載走，她會拜託你把她載回原地，讓她繼續走。」非常尊敬的、崇拜的語氣。
每天最少走15公里，最多走38公里，走到後來，兩隻腳外側小拇趾趾甲都掉了，可是伊藤渾然未覺，「不會痛。」她指指自己的腳，趾頭外皮都被磨成堅硬的殼。
她舉起自己的手給我看，十指纖纖修長如白蔥，她翹起小拇指，細小精緻得跟藝術品一樣。
「這隻指頭被刀削掉三分之一。」
她在武藏野美術大學主修木工，雕刻木頭時不小心手一歪，鋒利的刀片削掉三分之一根手指。
伊藤千明是個堅韌的、有自己想法的女孩，為喜歡的事削掉手指對伊藤來說實在是不算什麼。她告訴我，為了考上東京大學藝術系，她重考4次，最後不得已才念了第二志願的武藏野美術大學。武藏野大學是私立大學，學費很貴，為了籌措念書的費用，父親不得不提早退休，以便拿退休金去付學費。
這一切都是為了伊藤千明的藝術夢。沒想到，重考4年沒有挫折她的志氣，「就業的困難」卻讓她的人生夢走回原點。大學畢業後，並沒有「藝術家」這個工作等著伊藤去就職，立即的經濟壓力迎面而來。
「我的同學，有的去工作，有的去度假打工，有的嫁人，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她說。

「在日本，『心裡有問題』（伊藤語，應該是指『內心有困惑迷惘』）的人，可以去走『四國遍路』。」伊藤說。
1200年前，弘法大師空海踏遍四國的山岳與海洋，在山巔海岸悟道，在寒冷炎熱的季節變換中體會無常，「四國遍路」指的便是尋訪、參拜大師曾踏過的88座寺廟。從日本的平安時代以來，這條道路就是僧侶修行之路，他們身著白衣，手持刻著名字，掛著「同行兩人」（另一人是指弘法大師）的步行袋，柺杖上掛著鈴鐺，每走一步，「叮噹叮噹」的鈴聲迴盪在山谷裡。
為了堅持自己的決心，出發前，伊藤把頭髮給剃光了，完完全全讓自己進入那個僧侶的狀態裡。
「四國遍路」可不是一條好走的路，而是荒涼崎嶇的山道，「山上很冷，會下雪。」伊藤環抱著雙臂，眼睛睜大盯著我看，她選擇在1月中，日本最寒冷的時候入山；一個光頭的女孩，頂著斗笠，孤獨地在雪山上走著；這是一條既無法折返，發生意外也絕對不會有人來幫忙妳的道路。
「我在柺杖上刻了名字，如果發生意外，在臨死前，我會把柺杖插在我的頭頂，當作我的墓碑。我身上穿著的白袍，當作我的壽衣。」她平靜地說。
走到滿身大汗、小腿腫脹、趾甲脫落、飢腸轆轆，仍然是一個人孤寂地走著，在身體最痛苦的時候與自己對話。那過程是極其辛苦，但是這種和自己對話的經驗對伊藤來說，卻好像是一種真正的心理諮商。
結束「四國遍路」，伊藤獨自去了一趟斯里蘭卡，從斯里蘭卡回到日本後，她開始籌劃「台灣之行」。
幾年苦行下來，伊藤已經對「艱苦的自然環境」、「孤寂的旅程」、「堅忍的心情」充滿了準備，就在她進入最苛待自己的嚴峻狀態之時，台灣，卻是一個她意想不到的地方，她在嘗盡艱辛後意外地走上了坦途。

我問她，對「台灣行腳」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麼？
「台灣，在餐廳吃飯，」她轉頭向身旁的空桌子比了一比：「員工在旁邊的桌子吃飯，」伊藤指著我們這張桌子對面的空位：「寶寶（老闆的小孩），在那裡寫功課。」
「在日本，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她張大眼睛嚴肅地說。
但是伊藤喜歡這樣的台灣，「好像去朋友家吃飯。」她說。
「在他家，很多人來喝茶。」伊藤指指LI。
突然被老婆提起，LI有些不好意思的搔搔頭，他家在茄萣鄉下開茶行，每天親戚朋友來來往往，整天茶桌旁熟人不斷。
「台灣的老人，精神很好，在家裡唱卡拉OK。」伊藤拿著手上那支「虛空中的麥克風」比劃一下，興奮地和我分享台灣見聞，「日本的老人，很安靜，在家裡。」
她特別特別喜歡「台灣的老人」，甚至比「在飯桌上寫功課的寶寶」，更喜歡些。
「老人們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乘涼、看風景。」然後，垃圾車放送著《少女的祈禱》來到附近，「老人們就拿著垃圾，一群人跟在垃圾車的後面。」
「很像吹笛人，後面跟著一群小孩。」伊藤一本正經地說。
伊藤在日本無法繼續的創作生涯，也在台灣重新開始，LI告訴我，他們在家裡為伊藤設立一間工作室，讓伊藤可以繼續創作。伊藤參加台南的文創市集，擺攤銷售自己的作品，新光三越百貨亦來邀請她去擺臨時櫃。
創作素材都是伊藤撿來的：海邊的石頭與貝殼，山上的落木與樹果，住家附近地上撿到的種子……。伊藤身上掛的項鍊，是用種子和果實串成的，「我養的松鼠，飼料裡也有這種果實。」她說，松鼠跳到伊藤肩膀上「一起工作時」，常常用兩隻前爪，小手般捧著伊藤的項鍊啃啃啃。
當她與松鼠一同工作，埋頭對木材又刨又削之時，老人們就隔著一面牆大唱卡拉OK，他們粗糙有力的歌聲順著山坳來的風，吹過田野，到了另一些坐在家門前乘涼的老人的扇子上；太陽在茄萣鄉下的田間也遲鈍了，拖著一片霞遲遲掛在天邊不走，就像是來陪伴老人們度過餘生的。
「這裡很慢很慢。」伊藤做了結論：「是我喜歡的地方。」
就這樣，台灣成為日本女孩永遠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