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萊克》的主角是一名年過半百的建築工人，他因心臟病發險些喪命，醫生囑咐他暫時不能工作，然而，當他不得不申請就業津貼，卻被迫與冷面官僚、電話答錄及線上申請表格奮戰，一層又一層，像是制度刻意設計的迷宮，讓我們目睹一個好人，如何到處「此路不通」，只能一步步走進無尾巷。
導演肯．洛區厲害之處，在於透過簡潔、平實又不失幽默的情節，塑造一個可信的人物，讓人願意換位同理，相信自己也可能是「布萊克」，一個善良守分、勤奮篤實的普通人，不小心就會掉進類似美麗華球場員工的處境。
《我的兼差媽咪》則描寫一名巴西偏遠小鎮的母親，為了生計，將幼女託付親戚，隻身到大城市擔任家庭幫傭。因路途遙遠，她十幾年無法返鄉，只能移情投射，將僱主的兒子視為己出，聊慰思女情切，但她的親生女兒，卻不願再接她的電話。
直到她的女兒長大，進城準備考大學，借住母親僱主家，目睹媽媽凡事委曲求全，謹守勞雇尊卑的日常細節，疏離的母女與僱主家庭之間，不斷發生各式摩擦，既擦出階級隔閡，也擦出親情火花；在摩擦間，我們看見謊言，虛偽，也看見改變的可能。
這兩部電影都揉進一抹愛意，一滴若有似無的情愫與渴念，卻又不至於肉麻，讓人腸胃不適；重要的是，這兩部電影都讓人看見自身，我們在工作現場及僱傭結構下的尷尬位置，那些政治人物「心中最軟的一塊」，往往是現實世界最冷硬無助的一角。
然而，電影主角都沒放棄反抗，反抗體制，反抗命運，反抗不合理潛規則，反抗高傲歧視嘴臉，反抗之後，逼現人性最美好、最勇敢的赤裸面目。
過去幾十年，台灣號稱是白領主流的中產社會，對勞工問題相對無感。
然而，中研院最近的社會變遷調查顯示，台灣自認中產階級的比率，已自45％萎縮到27％，自我認定是工人階級的比率，在受雇者中攀升逼近4成。
當此之際，正是我們藉由觀看《我是布萊克》、《我的兼差媽咪》這類電影，重新理解我們的社會情境，並看見美麗華球場等事件中，那些光鮮亮麗背後的淚光閃閃。
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