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上周回應疑慮，說明將專款專用這筆巨額的新稅收（若以去年出境遊客量推估，將達400億日圓），投入建構更完整而前端的觀光建設（比如充實文化遺產展示與國家公園的多語解說、開發利用VR與AR技術的新旅遊資源等）、以及加強有關日本多元魅力的海外訊息宣傳。同時亦具體強調，該稅收不會用於公務員人事支出、或相關國際機構的分擔補助。
換句話說，日本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把從觀光客身上掏出來的這筆錢，投入觀光相關基礎建設、研發與廣宣，藉以吸引更多觀光客的到訪。如此，誘引觀光客前來的策略與看似抑制觀光意願的抽稅，在政策邏輯上就不矛盾了。一位赴日觀光的國際旅客，在出境時可能會因1000日圓的額外支出而嘀咕幾句，但他所付出的這筆錢，轉用於上述項目，卻很有可能於未來再次吸引他回訪日本。
於此迴路中，「旅遊認同」的形塑、強化與黏著成了關鍵。在英國社會學家厄里（John Urry）所稱「後觀光」（post-tourism）的這個新時代裡，愈來愈多旅客選擇度假目的地時，主要是基於一種被媒介形塑的跨國認同感、及其所驅動的體驗想像，而不只是因為去哪觀光便宜又大碗。於是，把國家當成一個品牌長線經營、讓國際旅客不只來消費還深刻認同你，就成了是否真能「觀光立國」的前提。
由此反思，台灣的觀光發展，如果繼續短視近利地沿襲「哪裡疼就在那貼一塊特效藥膏」的策略，覺得要提振地方觀光就得靠「彩繪村」、「妖怪村」、甚至近日引起熱議的知本溫泉「變形金剛村」，無疑是因小失大、前景堪慮。蝗蟲化的拍照打卡熱潮，趨之若鶩的一次性消費，對於旅遊認同乃至國家品牌的永續營造，完全無助甚且有害。
日本在觀光政策上的大刀闊斧，能否給我們一些大膽的啟發，包括提升觀光局的機關位階（升格為署或委員會），賦予其更積極、且具跨部會合作能量的治理權責和資源；又或開徵專款專用於觀光基礎建設更新、研發和國際廣宣推展的「本國國民出國觀光稅」（其實只需稍稍提高現有隨機票代收之「機場服務費」即可）。這些討論，都應該放入國家大政的重要議程。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