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很基本的問題，國家應該給人民一個交代。長達38年的戒嚴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槍決？被監禁？監禁的平均刑期有多長？這些被槍決與監禁的人中，有多少是因為政治異議的原因而遭受刑罰？除了槍決與監禁外，有多少人曾經被監控？所有參與政治監控的機關之間，指揮從屬的關係是什麼？警備總部和軍情局、國安局、調查局、各地警察局、人二……如何協調分工？凡此種種與戒嚴圖像相關的基本問題，即使學界已有一些研究與推估，至今沒有清楚的答案，也沒有來自國家的說法。
對於戒嚴體制及其影響的基本圖像缺乏理解，台灣社會對於戒嚴經驗也就缺乏基本的共同語言。這是轉型正義的實踐中，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主要差異之一。二二八的調查報告，無論是1992年行政院公布的調查報告，或是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公布的責任歸屬報告，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家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與理解。民間可以爭論報告內容，但是國家至少做了交代。
白色恐怖至今沒有國家報告，民間也就無從跟國家爭論。一方面國家提供了對受害者的補償、保存了某些歷史遺址、持續釋出檔案、甚至出版受難者的訪談或回憶錄，但是另一方面國家對於自己的罪行是沉默的。
於是社會對白色恐怖的理解，趨向空洞與扁平。對受難者的理解是「我家也有一個長輩」，對加害者的理解是「萬惡的國民黨」，對戒嚴體制的理解是「被約談」。這些簡化的理解，不見得錯誤虛假，但是會使得國家暴力的複雜性無法真正得到理解與反省。
人們對威權體制下的國家作為，常概括性的以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來面對，彷彿處於威權體制下的人，都是同等程度的身不由己。事實當然並非如此。譬如有研究指出，早年對於政治犯判處死刑的案件，其實集中於某些法官的判決。從濫用國家暴力的角度而言，這些法官的責任論處就應該與其他法官不同。對於加害者及加害體制在加害程度與行為上的區辨理解，釐清的不只是責任的差別，而是國家暴力的陰影下，個人的自由尊嚴所具備的意義與可能性，而這正是一個民主社會所需要深刻理解之處。
時間常被看做實踐轉型正義的敵人，但是從近年台灣關於白色恐怖的研究有許多年輕學者投入，並且累積相當成果的角度而言，時間似乎也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是實踐轉型正義的盟友。
戒嚴時期國家究竟對我們做了什麼？在解嚴已30年後的今天，台灣社會仍在等待答案。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