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越南革新開放後,外資的入駐帶來許多就業機會,彷彿為越南的經濟與發展帶來新的出路。但是,儘管越南勞工薪資逐年提升,卻無力跟進每年嚴重的通貨膨脹。許多姊妹從母國返台後,常驚呼越南的物價和台灣相差無幾,但是以胡志明市為例,勞工的平均每月最低工資大約是4000元台幣,薪資也隨著距離都市的距離而遞減,不難想像基層勞工沉重的經濟壓力。而台資工廠對工人的剝削,以及對當地環境所造成的污染,更是時有耳聞。
許多越南的移民姊妹都深刻地經驗長年戰爭導致家與國的「貧窮」,及其導致的社會歧視。這幾年外商的投資,彷彿為母國帶來「發展」的機會。這樣的期待,在遇到平陽等地「暴動」的時候,轉為擔憂後續經濟發展的影響:萬一外商撤資,可能導致工作機會減少,甚至阻礙越南可能的發展。
因此,當我們鼓勵姊妹不要責怪、不要道歉,嘗試挪動視框,思考外資對越南勞動者的壓迫,以及社會貧富差距之時,我們經驗到痛苦與困難的過程:那是一種對越南社會變遷的擔憂與無力,以及對潛藏的國族歧視與仇恨(排越)的恐懼。當階級的矛盾被國家關係綁架的時候,族群的歧視可能滲入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底層移動者的處境,同時,更有可能阻礙我們對社會制度、階級矛盾反省與對話的空間。
如果我們的社會只把整起事件解釋成越南人趁火打劫的貪婪行徑,抑或對「台灣與中國」的混淆與無知,甚至是單純歸咎於「中國因素」而迴避台商在整個勞資關係中的責任,也會陷入人民相互仇恨的窠臼,讓國族的對立遮掩底層人民的生存處境,以及核心的階級問題。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執行長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南部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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