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涉案當事人均否認關說，曾勇夫部長甚至以「不齒自家人羅織罪名」重砲回擊，但是黃世銘總長似乎仍鐵了心，不加掩飾的顯露出他對違法關說行為的「厭惡」。罕見（可能是首見）的不經由當事人的行政體系長官，寧可侵犯法務部長的上級長官—行政院院長—的權限，逕以檢察機關特偵組名義，自行移送監察院，並大動作召開記者會說明。
以筆者的實務經驗，恐怕沒有見過檢察官在刑案之外，插手行政責任的懲處「越俎代庖」之例。尤其特偵組還刻意公布立法院長與立委的監聽譯文以示「公評」。此等異常之舉，是否有政治動機介入或外傳檢察高層的「搶位置」大戰，筆者不想加以揣測。
倒是讀者不健忘的話，前年最高法院法官蕭仰歸也爆發為自己兒子涉及刑案關說的醜聞。「恥感」不足的蕭法官根深柢固的以為他沒犯多大的錯，不過就是「關說」而已，其遭司法院停職移送監察院時，甚至曾向媒體抱怨：「這件事上沒有不法，以前這種關說案，沒有人被停職的，同事翻案例給我看，最多記一個大過」、「一個小孩子（指其子蕭賢綸）的小事（指車禍案），竟變成全國大事，自己也變成像是槍擊要犯，比殺人放火的人還兇惡」等語。位居最高法院的法官都能出現這樣的價值觀，除個人本身道德感低落、欠缺羞恥心外，恐怕還是整個司法與檢察體系長期浸淫在關說文化，甚至總有「關說畢竟不比賄賂嚴重」的想法，而見怪不怪的表現。
其實關說行為的可責性未必輕於刑罰化的收受賄賂行為。公務員行賄、受賄至少還是拿錢辦事的「守信用」行為，但關說行為則是連表面上談代價都免了，尤其司法或檢察體系內來自於「長官」的關說，更是利用特殊的職務或權勢去欺壓他人。司法案件的公正本質，非一般行政事務可比，關說司法案件所破壞的司法純潔及公正性，是無與倫比的。這也是何以法官、檢察官倫理規範均特別載明，不得且不受關說或請託意旨的原因。
但也千萬別忘了，《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對價關係，除了「賄賂」，還有「不正利益」。各地檢察長的派任，除檢察總長外，法務部長是有決定權限的，陳守煌就是由曾部長欽點，從法務部政次「高升」高檢署檢察長的。
法務部長利用對於檢察長的任命權，並非全然不能掌控個案的進度。而維繫整個官僚體系運作的上下隸屬關係，不就是表面上遵守行政倫理，但檯面下不知道是否依賴共犯結構的盤根錯節利益交換關係？這難道不算是一種不正當的利益嗎？
本案離譜的還有，高檢署檢察官被他的長官檢察長「關說」了，竟然只是很歡喜的表示「真好，不用寫上訴書」，而無其個案被干涉的認知或警覺。須知，《刑法》第125條除了處罰濫權追訴罪外，也同樣處罰「濫權不追訴罪」。
至於檢察總長一方面介入行政院長的人事懲處（戒）權限，逕行移送法務部長至監察院，將檢察長送個案評鑑，卻不敢動王院長與柯委員一根汗毛，這不正告訴我們，檢察體系的高官的確深怕來自於國會與政治部門的「壓力」。
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