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例子當然2008對整個國內外經濟環境，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中和各國的實質依存關係都沒有絲毫掌握的情況下，就認定只要把握一切靠中國的原則，台灣經濟就馬上可以脫胎換骨，根本不必顧慮到華爾街金融風暴的影響，因此他開了如今成為笑柄的633漂亮支票。接著又在沒有充分準備之下就天真地認為三通既效益宏大，又可以在中國讓利下佔盡中國便宜，便訂下時限要官員趕快談成，結果使我方談判條件弱化，陷入劣勢的戰略被動，結果佔台灣97%的權宜輪被封殺在兩岸航線外，逼得砂石輪群起抗爭，陸客來台被中方旅行社以一條龍的方式壟斷，在盤剝之下，現在陸客來台人數急凍，再來ECFA談判時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以至於最殷切希望中國降低關稅的石化、紡織上游原料，高端精密機械、液晶面板等全被排除在ECFA首批清單之外，讓廠商大為跳腳。
又由於迷信陸客效應，國際機場大肆興建，結果幾全成為蚊子國際機場，比陳水扁擴建「國內線蚊子機場」更誇張。
現在，他又草草推出543支票，才剛開出沒幾天，大家已經看出免不了又要跳票了。
在兩岸政治軍事面，甚至外交面也是如此，一上台就天真而信心十足地高唱推動兩岸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不到一年就只好自覺沒趣地打退堂鼓，其中和平協議還被國防部出的《國防報告》批為不可行、不宜行。而天真外交休兵則中國在我休兵中國不休兵的情形下，備嘗苦頭，尤其是NGO的參與遭受到比陳水扁時代嚴厲的打壓。
在體制改革或司法改革上也是一樣，日本在地方制度改造市町、村合併，或公民聽審判度時，都經約10年的仔細規劃，並把相關法規都修改完善後再施行。但是馬急著立竿見影，配套規劃全無就毛躁上路，後遺症層出不窮，《速審法》草率立法當然也如出一轍。
直轄市急躁升格，結果是地方行政陷入幾近失序的狀態，基層怨聲載道，不久前朱立倫到各地和里長會琰，就在里長不滿情緒下遭遇到集體抵制，各區里長出席率都只有2成，例如新莊里長84人只出席了16人，真是難看得很。
至於草率的司法改革，除了法界人士批評外，後遺症也開始顯現。
馬總統凡屬於危機處理的緊急事件必瞻前顧後、慢半拍以致錯失時機，凡需慎密規劃的體制變革或長遠政策必毛躁推出，導致或者支票跳票或者後遺症層出不窮。馬總統這種決策風格既鮮明也詭異無比，結果危機擴大，不屬於危機的「善意」政策也成了危機。
風格這樣鮮明，表示這風格是長期養成的，一個人養成到了60歲的風格要改變實在很不容易，但是馬總統恐怕還是勉力為之的好，不能讓老百姓在他這種詭異的決策風格下倒楣下去。
作者為民進黨前立法委員
＜非典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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