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曉波的人都知道他滿懷個人英雄主義的浪漫情懷，但他決不是個革命家。從北師大拿到文學博士後，曉波就到處寫文章，批評當時已負盛名的李澤厚、劉再復。他有自己的美學思想，但在嚴格檢視下，他的想法充其量是七拼八湊，並無驚人之論，但曉波卻想以此打垮老一代的理論家。在當時中國，曉波的做法也的確是苦悶年輕人揚名立萬的捷徑。不過有一次在紐約，曉波和老一輩知識份子相遇、同台演說，大家都感到無比尷尬。但會後曉波對他的敵人也變得有點心軟了。
當年的曉波不滿意共產黨，但他更不滿意共產黨統治下的既得利益知識份子。他批評過很多人，也批評共產黨，但記憶中，他從沒準備推翻共產黨。曉波能寫文章，常常下筆不能自休。但他的口才和他的文采卻有極大反差。曉波天生口吃，講話不但不順暢，在激動時，言語更顯得力不從心。和中國多數辯才無礙的知青相比，曉波的口語能力遠遠瞠乎其後。喜歡調侃曉波的人，只要用言語激他，他馬上變得面紅耳赤。他好議論，但又無力辯論。這是曉波可愛之處。
曉波1980年代末期在美國擔任訪問學者，但他不通曉英文，只能與中國朋友聚會。身在美國，他總是關心中國的情勢。但曉波和其他留學生及訪問學者的最大差異，在於他從來不想留國外。他沒想過綠卡，只想早點回中國，因為他知道離開中國，他就會失去舞台。
1989年春末，北京因胡耀邦去世出現要求改革學潮。曉波見北京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激動得立刻要趕回去。當時有些朋友鼓勵他回國，而我勸他留在美國多學、多看點東西。不過充滿英雄主義情懷的曉波，根本無法抗拒來自北京的呼喚。
幾天後我從朋友家開車送他到紐約甘迺迪機場，在回鄉路上，他忽而興奮地高談闊論，忽而沉默深思。問他回北京要做什麼，他只說要和學生在一起，但更具體的卻說不上來。在機場和他揮別時，我隱隱覺得曉波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曉波想當文學家，想當青年導師，但他沒想到自己會變政治犯，更沒想到自己會得諾貝爾獎。中國政府讓他坐牢，但也把他拱向諾貝爾獎的神壇。但曉波如果有選擇的話，相信他寧可見到《零八憲章》在中國落實，而不願接受這個令中國人民蒙羞的大獎。
《蘋果日報》社長杜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