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夜裡，幾個朋友被通知當天大偉開始腦水腫；大偉的二姊篤信密宗，她才剛離開醫院，甫抵家門，遠方捎來大寶法王的訊息，今夜大偉有個難關，請眾人陪著他，為他祈福。我和趙少康夜裡9點半到，聽此訊息，也留了下來；雖然我們都不是密宗的信徒，但我們都是大偉的信徒。天下去那兒找一個如此古道熱腸，如此鬼才創意，卻又渾身骨氣，天不怕地不甩，不輕易向權勢、向庸俗低頭的人呢？
認識大偉十五年，收了他無數禮物。家裡門口擺著一台捷安特腳踏車，屋後榕樹上的山蘇，斷腿時親手刀削的拐杖。大偉成為廣告界教父，不只是他的頭腦。我記得某位暫時失業，如今已是大廣告外商董事長女企業家告訴我，當她失意時，大偉就拍著自己已裝上支架的胸膛說，「沒問題，大哥給妳靠。」
我監製《±2℃》，原中天電視台團隊很難一邊兼顧《世界周報》，一邊完成超越電視界技術層次的紀錄片。紀錄片開始工作一個月後，人人都快崩潰，我夜裡打了一個電話給大偉，他人正與老婆在北京南鑼鼓巷裡蹓躂，聽到我的求救聲，二話不說，就把工作接下來。
和他開會，我才發現他對暖化理解很有限，純是衝著我一股熱情，才點了頭承擔起最困難的工作。他聽完我囉哩巴嗦的陳述，第一個就劈頭問我，「你這不是幫馬英九風災解套吧？」我愣了一下，再把相關訊息告訴他，我們面對的不是一時的權力更迭，而是地球和孩子們未來百年甚至僅三十年後的風險。聰明的大偉聽完我談哥本哈根大會的結論「關鍵兩度」，在黑板上寫下《±2℃》。然後他做出幾個重大決定，這個影片是我們當代人要為下一代拍攝的，影片要讓孩子們感動，要求他們的父母親做出改變，因此應大量使用幾米的插畫。然後拉著我到他的辦公室，聽一張我數個月前送給他的CD，「就是這首音樂！」
《±2℃》的剪輯過程，歷經外界難以想像的艱辛，我只記得低血壓的我，有一天進中廣錄音，雙手顫抖，血壓飆升至140左右，是我正常血壓的兩倍。快過年了，我們尚未完成滿意的作品，大偉臉都白了，我怕他心臟病發作，請他給意見後，自己帶著幾位《世界周報》朋友，求著大夥不過年，最終與導演洪雯麗共同完成了紀錄片。
《±2℃》播出後，有強大的共鳴，也有措詞尖刻批判。大偉傳了一張紙條給我，他說想做大事人要任勞、任怨，還要任謗。大偉勉勵我，要我挺住；我則笑笑回他，這一生，不是就這麼一直走過來了嗎？
《±2℃》影片中，接受我們專訪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史耐德教授，曾自稱是「地獄來的病人」，罹患血癌，卻仍為全球暖化奔走。今年6月20日，我邀請他至國科會演說，與他愉快吃了一頓晚餐；接著他又四處為全球暖化議題奔走，7月19日於瑞典飛往倫敦途中，血管栓塞心臟病發作死亡。他走的時候只有65歲，醫生勸他多休息，但他得為自己的科學良知奔走，最終把生命獻給地球。
大偉倒下前，也正為選戰煎熬煩惱，身為廣告人，他只為自己的理念服務，絕不為五斗米折腰。他總有許多堅持，8月31日他才剛宣佈解散選戰團隊，9月1日看郝龍斌身陷風暴，半夜裡又爬起來決定免費幫郝龍斌寫文案；9月3日下午，他的身體撐不住他滿腔的熱情，倒下了。
大偉擱不下他深愛的土地，這裡是他和他孩子未來的希望；曾經奧美邀請他至北京，重出江湖掌重責，但他考慮數天後，婉拒了；在孫大偉的字典裡成功不是他的守則，情與義才是孫大偉的信念，用他的話人有情有義才「屌」。（他用這個字，比周杰倫早了十年）
大偉的朋友在他昏迷後為他趕製一個小別針，「大偉，加油」「Wake Up」，我和趙先生那天夜裡待在國泰，眾人念經時，我不知自己是否太累，還是幻覺，竟老覺得孫大偉正一臉猴相，對著我們做鬼臉。
有些人擁有金錢，有些人擁有權勢地位；只有少數人擁有無數的朋友對他無盡的愛。在我身邊，孫大偉，是第一人。
作者為電視節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