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灣病人赴中國移植器官的人數是450人；而且越來越多。原先反對中國殘酷地從尚未死透的死刑犯身上挖下器官出售，希望國際干預；可是見到許多垂死的病患在大陸移植器官後，迅速復元，又不忍苛責。這裡牽涉的是人權和生命權的矛盾。
複製人緲不可及，幹細胞的應用也還不普及，現在救命要緊，還是器官移植比較成熟與有效。器官摘除和植入技術救回了身體的局部死亡，使生命倫理的辯論顯得無力與迂闊。器官移植也勾勒出生命的另一種未經分化、可以互換的次生命，藉著移植來修補「零星式死亡」，從而維持生命系統的正常運作。
中國從未陷入活體摘除器官的倫理爭辯和罪惡感當中，對他們不是問題。死刑犯的身體是最後的剩餘價值，屬於國家或集團所有，目的在為國家創匯，家屬無權決定親人死後的身體所有權，國家則認為犯人死有餘辜，身體由政府處置，可以分解零售，當作物化的客體。在唯物辯證法的信仰中，沒有唯心式的溫情主意偽善，當然也沒有零售器官的罪惡感，更遑論囚犯的人權和生命倫理的繁瑣哲學了。同時，因為換得器官而活命的生命受益者，逃避對死刑犯器官的懷疑，把重生的醜惡感覺交給醫院和國家，自己則在幸免中暗自慶幸。
處於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中國，任何物事都可以化約為貨幣。由「生命工業」逐漸轉化為「生命經濟」的時刻，活體拼湊術成為高科技的賺錢術，在國家掌控操盤之下，死囚的身體被改造成「生命貨幣」，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創匯而做出貢獻，也被認為是對國家的賠償與回報。個人身體的主體性在中共政權的意識裡是偽命題，是錯誤認識，只有國家才保有對任何個人身體的宰制權。個人身體於是異化成國家的客體，因此可以零星分割出售。
民主國家鼓勵公民志願捐出器官，尤其在死亡之時，以維持他人的生命。與中國的分別是：志願和臨危之時；如果志願出售也由家屬獲利，國家不得主動強行摘除公民器官，更別提出售死囚器官的所得不給家屬，而由醫院和國家分得了。怎麼對待公民的個人身體權，包括死刑犯，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