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縣警察局長的人事任命案，由於綠地變藍天，警政署推薦的人選受到縣長杯葛，遲遲不能定案，骨牌效應所及，進而影響全台其他縣市的警察局長與分局長的調動。這些該動未動，該升未升的警察人事作業，不僅嚴重打擊警察士氣，也讓若干人地不宜的幹部無法調整，對於治安的影響不可不謂不鉅！
到底警察局長人事權應該由中央，還是由縣市長決定，因為台北縣警察局長的任命案又浮上檯面。警察首長人事權的中央與地方之戰，早在游錫堃擔任宜蘭縣長拒絕警政署派任人選點燃戰火後，16年來每逢警察局長異動之際，人事權經常成為中央與地方角力之所在，造成高層人事傾軋時有所聞，基層警察人心浮動。由於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不僅全國警察同仁本身的權益，攸關全民的治安大業，都常成了政治角力下的犧牲品。
百餘年來，我國的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均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中央一條鞭不僅是我國警政著稱於世的特色，在中央的行政優勢下，我國的警察可以有世界最完整的養成教育，享有固定的薪資保障，也是國家推動施政上最重要的助力。反觀，如果將警政列為地方事務後，警政「品質」可能會因各地的財政負擔能力有異：財政充裕的縣市在裝備與辦公費、員警的教育訓練上，可以給予較為優渥的條件，而吸引優秀人才紛紛投效，而在財政困窘的縣市，警政服務可能因而打折。
因此，儘管地方自治實施有年，在地方制度法中警政首長的任免仍排除在縣市長職權之外，而由中央依《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任免。中央的警察局長任免權，於法雖無疑慮，但是由於修憲時「警政預算由中央編列」未能順利入憲，而地方在負擔警察預算時，要求警察首長的人事權似乎在所難免。然而，不可諱言的，雖然民主政治已經實施有年，台灣的公民素養猶在起步階段，地方層級政治運作的透明度遠較中央政府為差，黑金勾結、貪污舞弊、賣官鬻爵的情事時有所聞，令人憂心。在缺乏透明的監督機制下，若由地方決定首長人選，警察極可能淪為縣長個人的保鑣，以保護縣市長個人利益為先，無心公共利益的治安本業；而警察幹部亦將急於找關係，抱大腿，爭相投資績優的未上市政治股，以爭取未來的晉升機會，形成群雄割據，各事其主，警察的紀律、倫理與團結勢將蕩然。
而警察因預算受地方箝制，必須向民意低頭，如何依據中央法令進行取締干涉？依法行政的空間將大受擠壓。如果由地方主導警察局長的人事任命，前提必須有透明公開的遴選機制，甚至仿效先進國家由地方各界代表組成選才委員會，避免由個人決定的黑箱作業，才可能杜絕政治力介入，治安才不至於淪為政治角力的犧牲品。
要提升治安戰力，政府必須正視警察人事與預算的爭議。人事權無法獨立於預算之外，如果中央能夠將警政預算回歸由中央編列，由警政署主導人事遴薦政策，對擔任不同層級的主管（縣市警察局長、分局長、派出所主管，甚或內勤幕僚主管）的學經歷訂定標準，積極進行幹部培訓，並建立認證制度，再由警政署依據各縣市的治安特色與需求，選派合適之警政幹部，才可能以專業與行政中立的警察為台灣的治安奠定深厚的基礎。
作者為中華警政學會理事，美國伊利諾大學公共政策分析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