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十月底，根據疾病管制局的統計資料指出，台灣地區的本國籍愛滋感染者已經高達9616人，其中男性感染者佔91.65%，女性感染者則佔8.35%，兩者相差非常懸殊。然而，這相差甚遠的數字並非代表著台灣地區的女性不受愛滋病的威脅，相反的，這個數據其實透露出我們忽略了女性在這項疾病中所面臨父權文化所帶來的壓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弱勢；這些文化價值影響了調查所呈現出來的數據結果。
首先，女性感染人數是被嚴重低估的。許多女性感染者是經由男友、丈夫等固定的性伴侶傳染的，因此從未思考過自己可能感染愛滋的問題；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尤其是女性，往往認為只要沒有「出去亂搞」，就不可能有得到愛滋病的可能。因此即使身體出現異狀，也不曾思考感染愛滋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曾進行篩檢、或是就診。
在一對一的男女關係中，女性仍有可能得到愛滋病，當她們的性伴侶因為其他危險性行為而感染時，女性便陷入感染的危險之中。事實上，就生理因素而言，女性擁有比男性更高的感染機率，但對女性最大的威脅其實是在兩性關係中─尤其是性關係─女性遭受的父權壓迫。在性行為中，女性承受著受孕、感染愛滋的風險，但是缺少主動權和控制權的女性往往沒有辦法要求她們的性伴侶使用保險套，以保障自身的健康。
當女性對於自我的身體有所覺察，希望取得進一步與愛滋相關的資訊時，等待她們的則是另一層的社會壓力；許多女性難以承受社會文化的異樣眼光。對於「性」的保守概念，箝制了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掌控和照護，當社會期待女性作為一個「貞潔」、「保守」的主體時，女性愛滋感染者被賦予「不檢點」、「淫亂」和「濫交」的印象，因為愛滋病是一個與性高度相關的疾病，沿襲著男性主導的社會思維，女性與愛滋病的相關性是不能被接受的─那代表女性對於社會控制的違背。
因為如此，所以女性往往對於接受篩檢感到恐懼和不安，儘管目前提供了匿名篩檢的服務，但是在整個篩檢過程中女性承受著無形的壓力，無法擺脫各種檢視的眼神與疑問，這種不友善的篩檢與就診環境，反映社會對於女性的約束；在不能提供女性安全和沒有偏見的醫療服務的同時，女性漸漸從醫療場域退縮，對於女性的排擠就此開始。因此，數據上的低迷並不代表女性真實的感染情形，反而描繪了女性受壓迫的歷程。
桃園地區自今年開始大力推廣孕婦的產前篩檢，結果發現為數不少的愛滋母親，這樣的篩檢固然是對女性健康關懷的一個起步，但仍舊是以「國家」作為主要訴求，強調維護國家成員的健康、減少國家負擔，而非從女性主體出發。更重要的是，接受篩檢的母親是否有得到良好的後續服務，篩檢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日後的醫療照護與生活輔導，如果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女性只是被置於一個更不利的環境中。
如今在國際上女性與愛滋已是21世紀的重要議題之一，台灣近年來隨著愛滋感染人數的增加，政府開始採取一些宣導預防的策略，包括提倡安全性行為和提供匿名篩檢的服務等，但在基本的意識形態上，我們關注的焦點卻仍然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篩檢和預防思維，不僅無法滿足女性需求，更可能使女性面對愛滋更加恐懼。在考量愛滋病的相關處境時，女性的特殊性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政府應要察覺這些關鍵，發展出適合女性的愛滋宣導教育，增強愛滋篩檢對女性的可及性，以及相關的諮商輔導，更重要的是，女性的身體健康其實與父權思維對女性和女性「性」的箝制息息相關，因此從一個文化與制度的角度來省察各種現象更是必要的。
巫靜文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