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政府無視中國政府的抗議，做出允許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訪日之決定時，中國對它的亞洲同鄰「不顧中方再三嚴正交涉和堅持反對，執意做出錯誤決定」允許李登輝訪問表示強烈譴責，甚至威脅進行報復。
這場最近的爭執可謂是自二○○三年以來頗受關注的中國反日活動的典型。二○○三年八月，齊齊哈爾建築工人在施工時不慎挖破侵華日軍遺留的化學毒氣罐，造成數十人受傷、至少一人死亡的悲劇。面對血淋淋的受傷者照片，中國人群情激憤。一百多萬個簽名迅速彙至一個網站上的申訴書，要求日本政府徹底解決遺留化學武器問題，網站聊天室裏這種對日本大張撻伐的言論可謂司空見慣。
兩周以後，四百名日本商人在中國珠海一家賓館召了五百多名中國當地妓女舉行周末性派對。中國媒體在其渲染式的報導中，借用毛澤東統治時曾長期禁止使用的修辭，將中國比喻成一名遭蹂躪的婦女，從而激起新一輪義憤。一九三一年的「滿洲里事件」最終導致日本佔領東北三省，日本商人召妓正發生在該事件七十二周年紀念日。在一個網路民意測驗中百分之九十的投票者表示他們堅信日本商人是故意要藉此羞辱中國。
接著，去年八月，在中國亞洲盃足球比賽中，來自中國重慶、濟南和北京的球迷對日本隊大加謾罵，並向日本球隊隊車投擲水瓶。在北京舉行的亞洲盃中國與日本的決賽中，日本以三比一戰勝中國隊，據報導稱中國球迷齊呼「殺！殺！殺！」以及「斬首日本人」的口號。
十一月中旬，中國核潛艇侵入日本海域，中日友好關係停滯不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婉拒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訪日邀請也對中日關係雪上加霜。
為何一度盛行的民族主義又死灰復燃？又為何矛頭直指日本？簡而言之，經過二十五年的經濟改革，今天的中國人能夠更自由地表達自我。在毛澤東統治時代，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正處於向東京尋求調節、外交承認和海外發展援助之時，中國人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挾制下，無法正視過去所遭受的迫害。然而今天，中國人終於能夠直視這段長達一個世紀（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的暴行所帶來的羞辱，一股被壓抑了太久的怒火又重新抬頭。
對多數中國人而言，日本人是魔鬼的象徵，不僅因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殘忍暴行以及被日本軍隊殺害的中國人人數之多，還有更早淵源的民族仇恨。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並簽訂令中國蒙羞的一九八五年《馬關條約》後，認為日本小弟是對中國老大哥實施了非正義暴行的想法就油然而生，伴隨著一九一五年奇恥大辱的「二十一條」和日本在二戰中的蹂躪暴行，諸如南京大屠殺，為反日憤情提供了一個正當的民族理由。這種反日情緒的複雜性和根深柢固性使得它延續至今，與中國人對其他一些國家更為短暫矛盾的敵對情緒有所不同，比如有時中國人還庇護美國人。
中國普遍出現的這種根深柢固的反日情緒並不是好的預兆。由於中國共產黨允許使用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以保持中國統一，使得這種情緒更為激烈，而中國政治領導層在本國的日本政策制定中，也越來越多地帶上敵對的民族主義色彩。結果，日本對中國的崛起就越發恐懼，害怕將來中國有可能將對戰爭時代日本的入侵進行報復。事實上，一項日本民意調查顯示，持親華觀點的日本人比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出現的民族主義思潮主張，日本應該重新制定它的和平憲法，發展有可能包括核武器的武裝力量，以抗衡來自北朝鮮的威脅。中日的軍備競賽越來越有可能成為現實。日本防衛廳最近拋出一份中國襲擊日本的三種假想概要，並宣布它正準備面對中國自北（原日本駐軍以抵禦蘇聯保衛日本的地方）向南重新部署其軍隊。
悲觀的中國分析家現在擔憂，亞洲還不大到足以容納中國和身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相反地，持樂觀看法者卻認為中國和日本能夠相互合作，擔當亞洲發展的雙引擎。日本問題專家馮昭奎則取中立之道，認為中日關係將帶上合作與衝突共存兼備的特徵。
如果我們幸運的話，馮昭奎也許說對了。如若不幸，再遇上一件激發中國民族主義的大事件，那麼當大多數人希望這些舊仇恨可以被擱置一旁的時候，一個錯誤危險的新政治路線將在東亞產生。
格里斯（Peter Gries）
作者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政治系教授，中美安全對話論壇執行主席，近著有《中國的新民族主義：驕傲、政治和外交》(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