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但是在台灣，「我有名，故我在。」
最近有兩件社會新聞引人注意，一是張志輝殺了女友後連夜找電視台記者「自首」，結果電視台出動三名男記者，折騰了五、六個小時才將他「護送」到刑事局「自首」，並且利用這段時間完成獨家專訪，隔天播出。一件是，前立委馮滬祥涉嫌性侵菲傭遭檢方起訴。連續兩天，我在同一新聞頻道的晚間六時主打時段看到馮滬祥喊冤，指稱檢方的起訴是政治迫害。鏡頭中，他的妻子、女兒，以及他家的狗一起出現，一副家庭溫馨和樂氣象。第三天，他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但因遭到民進黨籍女立委圍剿，新聞重心於是轉向他被趕。
我完全同意馮滬祥被趕出立法院時所說的，法律是「無罪推定」，審判還沒開始呢，現在就叫他「強暴犯」未免言之過早。不過，既然目前無罪，馮滬祥又為何要不斷召開記者會喊冤？有再多冤枉的證據和理由，到法庭上陳述不就得了？這和張志輝要自首不找警察找記者，有何不同？
犯罪嫌疑人利用媒體替自己營造有利的形象，居心路人皆知。但是，官司纏身的各種嫌犯不知有多少，其中不乏真正無罪的，如果他們不是媒體熟悉的名字，是否有這種特權，可以不斷在電視上陳述自己無罪？恐怕就連自己投稿到報紙的副刊都不會被採用吧！何況，由於另一造不是已經離台，就是已經被害身亡，這種單方面的陳述，合乎新聞至少要做到平衡處理的原則嗎？
台灣媒體給名人太多特權，因為他們是最容易餵養版面和時段的新聞來源。近年來因為八卦風盛，名人在享受特權之餘，一邊又人人自危，擔心自己被跟拍，於是有人看到疑似狗仔的記者，不由分說先打一頓再說。這種心理很矛盾，我需要記者時，呼之即來；不需要時，揮之即去，不去，則毆之，或稱之「豬」，這不合乎人與人間平等互惠的原則吧？
問題是，永遠處於新聞饑渴狀態的電視台記者似乎已經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同樣內容的記者會，照樣有呼必到，有聞必錄，因為這樣的新聞得來全不費工夫。
媒體對名人過分關注其實還反映了文化中對權威過度倚賴心理。名氣和頭銜像寺廟，小廟是吸引不了太多香火的，大廟靈不靈或有沒有人從中斂財則是另一回事。從這個觀點來看，狗仔偷窺文化其實具有打破權威和假象的正面功能。當羅太太特權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總統站出來替她解圍，我訝異地發現，竟然是《蘋果日報》拿出狗仔隊的衝撞勇氣，去求證總統所言真實性，挑戰總統權威。
幾年前，周玉蔻和黃義交的緋聞鬧得滿城風雨，當時我是一家報紙的記者，有一天接到一名婦人打電話來「爆料」。她說，她的先生是政府官員，有外遇多年，她一直隱忍，但他變本加厲，經常威脅羞辱，叫她識相一點，否則就連生活費都別想了。
我問她，這位官員是誰？婦人支吾其詞，只透露是某機關的科長之類。她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我打電話去「警告」她先生，如果繼續對她這樣壞，就要寫新聞揭發他的緋聞。
這名中年婦人沒有工作，毫無離婚的籌碼，因為看到黃義交被緋聞鬧得灰頭土臉，也想如法炮製，利用媒體來教訓一下她先生。我雖然同情她，卻幫不上忙，因為她的先生官不夠大，也不夠有名，完全沒有八卦價值。雖然，做為一個第三者或第四者的受害者，她比周玉蔻更有正當性出來要求「主持公道」。
台灣的媒體接近使用權集中在政要、名人、歹徒和精神病患身上，因為，媒體的邏輯是「我有名，故我在」，或「我異常，故我在」。無名小卒的英文是Nobody，本來就不存在，因為他們既不懂也無法操弄媒體。在新聞價值的取捨上，媒體自有其市場考量，我們不能奢望媒體都扮演劫富濟貧的羅賓漢或為民伸冤的包青天。但是，我們可否期待所有媒體工作者，至少做到「我思，故我在」？
羅珮瑩
作者為中興大學兼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