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會上一群知識份子組織的「民主行動聯盟」，昨天藉著「五四運動」的陰靈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凝聚在野力量遏止民粹極權；推動對總統選舉的調查；推動公民教育，澄清民粹政治的危險；推動國家定位的新論述，以「一個中華，兩岸協商」促成兩岸對話，消弭戰爭危機。
其用心看起來是良善的，可惜搞錯了時空、罵錯了對象、獵錯了巫婆、講錯了理念、用錯了地點、使錯了方法、找錯了原因。今天的台灣老早不同於五四時代，德先生（民主）基本成功，賽先生（科學）也沒太大問題，沒有人抗拒這兩位先生。時過境遷，台灣的問題早已變成另一種問題，無關五四的宏旨，有人居然還在開元天寶，不知今世何世。
這「時代錯誤症」展現的是沒有創意，沒有想像力，向老祖宗借牌位，是「反祖現象」，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和新「野百合運動」一樣，沒有新意，只會拾人牙慧。問題是「借屍還魂」是沒用的，就算借了屍，魂還是永遠不會「魂兮歸來」的。
「民盟」口口聲聲罵的是「民粹」，但是，政治史告訴我們，民粹具有兩面性，它固然造成了法西斯（如納粹），可是也促成了反殖獨立的成功，孫中山的「驅逐韃虜」不是民粹是什麼？民粹常被反民主的人包裝來反民主，因為民主的多數決與民粹是一紙之隔的。民粹與台灣本土認同劃上等號，再汙名化民粹，這正是「反動修辭學」的伎倆，目的是汙名化本土認同。
中國研究五四運動的優秀學者李澤厚在《五四運動的雙重變奏》中說，五四的新文化自由主義運動最後被國共兩黨利用來搞民族主義和奪權鬥爭；由於五四知識份子對自由主義不虔誠，只把它當作「救亡圖存」的工具，以至於最終遭到民族主義的招降收編。從五四到六四，一再重複著這個宿命。因此，大陸郭羅基教授才會說：「文革是知識份子對五四精神不虔誠的懲罰」。
現在，自稱自由主義的人又掛上五四的羊頭了，其實骨子裡賣的是另種民族（粹）主義的狗肉。應該澄清的是：台灣既無「民粹極權」，也無德先生、賽先生問題，有的只是各式各樣包裝過的無聊的「族群鬥爭」。「新五四」加個三，五四三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