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武／公衛所博士候選人、醫師
每逢調整健保保費或是自負額、部分負擔時，就會有醫師供給誘導需求的言論出來。此理論是來自1974年美國斯坦福大學Tuchs教授和加拿大R.G.Evans教授的研究，立論基礎在於醫療專業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醫師可以左右病人接受診療的抉擇。
醫師誘發需求的動態變化有四種情況：
一、醫師有追求利潤最大的動機；
二、醫療服務價格過於僵化，無法像生活用品的供需經由市場看不見的手作調控，價格固定，便會誘發需求（增量）；
三、醫師會預設所得目標，達不到便設法誘發需求以增加收入；
四、最後，醫師工作量能有限以及對於社會道德責任，不會無限制的誘發需求。
依健保新聞資料，20年來只看到檢查量的爬升，似乎和醫師的數量成長有關，用供給誘導需求來解釋似乎合理。然而，因為有天災的情況，讓我們有機會來檢視醫師誘導需求的嚴重性。傳統上1、2月是過年前，民眾不願意來醫院，檢查量明顯降低外，其他月份只會小小波動。
我們用北部某醫學中心的電腦斷層（CT）檢查數量來看，圖一是2021年該院門診、急診和住院的CT檢查量，5至7月新冠肺炎三級警戒，門診檢查量大幅下降，超過五成以上。依照供給誘導需求理論，醫師有收入的目標，應該會從急診或住院檢查量來增加收入，然而急診和住院檢查量卻同步降低一兩成左右。或許可以說疫情管制導致門診、急診和住院的人數都下降，那調降警戒後便應該出現代償性的增加吧？
我們從前一年同時期的數據（圖二）得知，2021年8至12月檢查量確實比2020年略為增加，然而總共增加不到2400人次，如果再考慮每年5%的檢查成長率，增加數量不到版1300人次（2020年這5個月份2萬1000多人次），這些增加的數量可以用5月到7月病患必要檢查遞延的現象來解釋。疫情期間，少掉的近5000人次（全年檢查量的一成二左右），還有3000多人次未在後面的5個月內被補回來，而且，從10至12月的檢查量明顯低於3月和9月，可以得知沒補上來並不是因為該院檢查量滿載、無法增加檢查量所造成，而是該院並未出現醫師供給誘導需求的現象。
過往國內外的醫療給付政策研究試圖在醫師誘導需求和病患自主要求檢驗之間找尋其互動關係。然而，國外的醫療體系不是公醫為主就是市場經濟的醫療系統，容易歸責於特定的理論模式；台灣的特色是有很強的健保監督和管制機制，卻由私立醫療系統提供大多數的醫療服務。經過健保署20年來嚴格管制的核刪和總額制度下，各疾病須安排怎樣的檢查大多有一定的醫療常規，醫師的行醫行為也被健保署馴化的很穩定，任何試圖將醫療支出成長主因歸咎於醫師誘導需求，並不容易解釋台灣的醫療實際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