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蔭／執業律師，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生
關於「台中海神惡煞」新聞事件的法律意見，本人從震驚到震怒，心痛又有犯罪被害人嚴重受害，同時在法律制度與文化觀念上，也必須沉痛地提出來，作為司法改革往前推進的一哩路。
【司法制度視被害人為取證客體】
傳統《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被告」為制度設計，而「犯罪被害人」不過是國家給予陳述意見，乃至於取證的客體罷了。本人便曾承辦一件擄人勒贖的被害人案件，因為犯罪被害人不敢到庭指證被告，法院便依法將被害人拘提到法庭，這何嘗不是讓被害人第二次被妨害自由？只不過這次表面上看起來是合法的。我們司法制度有尊重犯罪被害人是一個「人」（主體）嗎？難怪有學者稱，犯罪被害人為「被遺忘的隱形人」。
在《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在偵查中被檢察官聲請羈押，乃至於審判中涉嫌重罪，是強制辯護案件；在法律扶助法規定，被告涉犯重罪第一次接受警詢或偵訊，則可申請法律扶助。那請問——犯罪被害人遭被告涉犯重罪，第一次接受警詢或偵訊呢？
【《刑訴法》規定檢警客觀性義務】
這次的新聞事件，有人苛責警方縱放人犯之嫌，這部分固然值得檢討。但正本清源思考的是，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檢察官制度的創設是濫觴於法國大革命之後，將檢察官制度作為控制警察活動合法性，以及起訴與否的把關者，檢察官制度本來就是由法律素養較高之人擔任，警察制度在於第一線執法，具有豐富的調查犯罪經驗，檢察官制度與警察制度在犯罪調查上，具有「相輔相成」的功能。提升警察同仁的法律素養固然是一個課題，但當我們能夠理解制度設計的本身來由，我們便能看到不同的風貌。
但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也就是客觀性義務。當檢察官或警察站在被告有利的立場時，請問誰站在犯罪被害人的立場？此外，就算檢警站在被告不利的立場，但應然面不等於實然面，能否制度上有站在犯罪被害人的立場，促請檢警能夠客觀公正與衡平差距的及時調查與訴追犯罪？
【假如當時有犯罪被害人律師在場】
回到這次的新聞事件，當犯罪被害人已經遭遇被害，更讓人難過的在醫院住院。如果當時有犯罪被害人律師在場，透過家屬或相關證人了解案發經過，便可以及時促請警察與檢察官關於本案的事實上陳述及法律上主張。例如，向警方說明，在事實上，陳述關於本案的意見與疑點，提供調查犯罪方向的參考；在法律上，實體法諸如被告涉犯罪名的主張（不僅是傷害罪，可能涉及重傷害或殺人未遂罪），乃至於程序上，例如：既已逮捕則依法不應釋放，以避免《刑法》第163條縱放人犯罪之疑慮，甚至證據調查的主張，甚至於有必要時，依法先向檢察官為證據保全的聲請，例如調閱通聯紀錄或路口監視器等，更可向檢察官主張為羈押之聲請，提供檢察官依法訴追之盱衡，促請依法發動職權，而保障犯罪被害人的訴訟權及其權益，讓整個國家調查犯罪的程序，更為適法而保障所有公民的人權！
【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消極積極意義】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805號解釋文等，已揭櫫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上之權利，攸關憲法上保障訴訟權、程序參與權，乃至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德國所謂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有二層涵義，在消極面是提供保護而已，在積極面則是權利賦予。
我們都不是正義的本身，我們都只是共同追求正義的人。犯罪被害人，不是花瓶擺在那邊好看而已，同時也不是塑膠做的！賦予犯罪被害人訴訟權利與保障權益，讓司法的天平不再失衡！最後，引用德國犯罪被害人運動，著名的口號：「犯罪嫌疑人大家都關心、犯罪被害人卻無人問津！」（um die Täter kümmern sich alle，um das Opfer kümmert sich ni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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