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蕙／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
隨著《斯卡羅》的熱播，帶動一股風潮熱烈討論羅妹號事件、瑯嶠十八社、土生仔、歷史小說寫的是真實歷史事件？身為台灣人，為什麼到今天才知道羅妹號（Rover）事件？為什麼19世紀的台灣人又黑、又乾又瘦呢？類此諸多問題不斷被提出，代表著台灣的「過去」引起「現在」台灣人的興趣，這是很好的現象，越了解過去，就能理解台灣怎麼走到今天。
百年前，航海儀器及技術不發達的年代，再加上台灣夏日多風災，地形險要，在台灣附近海域發生船難時有所聞，羅妹號事件跟其他的船難有何不同呢？該事件突顯台灣島內那些問題？在19世紀中後期，世界趨勢又怎麼影響台灣呢？在探討答案前，先簡單重述羅妹號事件及其日後的歷史演進，以便後續的討論能夠更清晰易懂。
【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是艘美籍商船，1867年3月由中國汕頭駛向牛莊的途中，在南台灣海域遇暴風雨不幸觸礁。船長韓特（Joseph Hunt）夫婦等13位乘客及船員漂流到墾丁附近上岸，他們被當地排灣族龜仔甪社誤以為是入侵者，因而慘遭殺害。僅有一名粵籍船員生還，逃跑還報了官。
當時美國駐廈門大使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1830~1899）要求清嚴懲肇事者，清消極表示，此乃番地的化外之民，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美國下令採取軍事行動，同年6月，美國海軍少將貝爾將軍及麥肯奈中校，率巡洋艦隊遠征軍攻打龜仔甪社，因地形不熟，遭到龜仔甪社伏擊，用兵失敗。李仙得在台灣鎮總兵劉明燈帶兵勇500人陪同下來到台灣。他經由英國通譯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的協助，率領一小隊人馬深入原住民部落，這是他第一次和台灣原住民接觸。關於船難救助，李仙得和瑯嶠十八社的頭目卓杞篤達成口頭協定，此即為「南岬之盟」。
1869年2月，李仙得再次由必麒麟陪同，與卓杞篤第二次會面，雙方將2年前的口頭之約，轉化為文字。於此，可能有人會好奇的問，清對台灣的管轄權到底及不及於原住民部落？從事件開始，清直指斯卡羅為化外之民，其後，又任由美方與瑯嶠十八社的頭目簽下盟約，清政府官員僅不悅從旁觀禮，這明顯表示，台灣的番地不隸屬於清。（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台灣風物》，65：2，2015/06，頁32）
1860年，清在英法聯軍之後，分別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依約台灣開放五口通商。之後，外籍商人、傳教士絡繹不絕於途來到台灣。歐美等國在清開放通商前，早就發現台灣地理位置特殊、富有煤礦等天然資源，為保障商業利益、及時救助船難，這些國家已進入台灣進行調查，英國首任駐台副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即為一例。羅妹號事件後，李仙得建議清國要花點心思管理台灣，前幾年，清似乎有將他的建議聽進耳中，派了沈葆禎來台，然而，清內憂外患自顧不暇，實無力再顧及邊陲的蕞爾之地。
【牡丹社事件】
1871年11月，琉球船隻在台灣南端發生船難，船員遭到牡丹社原住民殺害。1872年3月，李仙得至台，再次會見卓杞篤討論琉球船難。同年12月，李仙得離開美國領事館職位，轉而擔任日本政府顧問。琉球船難事件在清、日之間餘波盪漾。李仙得發現清對治理台灣意興闌珊，為確保東亞商業活絡及船難可以得到救助，他轉而遊說日本出兵攻打南台灣原住民區域，1874年5月，日本軍隊攻向南台灣。7月，牡丹社、女仍社和高士佛社向日軍投降，10月，清日簽訂《中日北京專約》，12月，日本撤兵，此即為史稱的「牡丹社事件」。
1874年，清日的《中日北京專約》，清等同承認琉球人是日本人，此時，日本國內正值明治維新政府內部鬥爭時期，無力經營南台灣。牡丹社事件成為落實幕末開國前「南方經略論」的一個契機；清法戰爭中的北台之役則造就近代「南進論」百家爭鳴的開始，更為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割台要求埋下伏筆。（林呈蓉，〈明治初期日本朝野在台灣的探勘與偵察〉，《台灣學通訊》，76，2013.07，頁06）
從羅妹號事件到牡丹社事件，從台灣內部觀察，清統治下的台灣，治權不及於番界，此時的台灣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化的島嶼；從外部觀察，歐美各國已注意到台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為商業利益考量，必須讓台灣有效的治理，唯有如此，才能維持商業利益及榮景。
【從二戰到冷戰】
從羅妹號事件往後的數十年，東亞政情變化快速。1875年，日本併吞琉球。在日清甲午戰爭後，1895年，日本取得台灣，總督府以台灣為起點，經營中國華南和南洋地區。二戰期間，台灣成為日本大東亞東共榮圈的中心。（李世暉，〈近代戰爭下的日本與台灣地緣經濟學下的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3：2，2017/夏，頁76-77）
二戰結束，台灣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在冷戰時期，台灣成為美國防堵共產主義擴散的第一島鍊。中國一直以來視台灣為進入太平洋的出口，不沉的航空母艦。
將視野從羅妹號事件望向戰後，必須思考，台灣經過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統治，從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化，成為單一民族、單一語言、單一文化的台灣，這中間的政治壓迫及洗腦是必須清除。同時，台灣人必須思考，在多元民族、多語言及多文化的國度，必須學會相互包容、接納及尊重，才能維護台灣內部的和諧。再者，台灣的地理位置具有戰略特殊性，從解嚴後，台灣人向世界證明，台灣人可以透過民主機制，自行將台灣良好治理，台灣也是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的一份子。世界應該協助台灣不受中國威脅，唯有如此，東亞政治情勢才能穩定，商業發展才能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