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承澤／政治大學外交系學生
去年12月3日，美國國家情報局長雷克理夫於《華爾街日報》撰寫一篇名為「中國是國家安全的第一威脅」的文章，內容抨擊中國採取「搶奪、複製、取代」的方式竊取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複製美國科技，並在全球市場取代美國公司。他亦於文中提及，中國利用在美的中資公司不當影響美國國會議員，並認為中國最終的目標，是要重塑世界並取代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超級強權，而如何回應中國的野心，將定義此世代的美國。
這樣美中強權政治競爭的思維似乎已瀰漫了華府，也對新的拜登政府傳遞了重要的訊息。
拜登漸成型的執政團隊似乎正對中國傳遞混淆的訊息──新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鼓勵美國支持澳洲以抗中國；而新任命的氣候大使凱利盼與中國達成重大氣候協定。
另一方面，中國似乎也正透過一連串的舉措測試拜登真正的態度，如近期逮捕香港企業家黎智英先生之舉──至今拜登仍未對此事件做出評論。知名學者米德認為，這樣的矛盾訊息對拜登是有利的，他提到傳遞混淆的訊息是一種標準的外交技巧。
伊朗就時常以黑臉白臉的策略來處理對美關係，而其成果頗佳，美國沒有理由不試一試，因為這至少可以釐清中國想要與拜登政府內的黑臉還是白臉打交道，有利於美國對中戰略的清晰化。黑臉白臉的策略固然有其效用，但真正的問題是，拜登政府能否有效因應中國日益對美與其印太地區盟友造成的挑戰。
川普政府雖打著美國優先的旗幟對盟友體系造成了破壞，但至少其意識到美國若無法在地緣政治競爭中取得成功，氣候變遷、人權等重要議題皆是空談──若美國未能在二戰獲勝，小羅斯福對於人權與國際多邊體制的想法皆將無法實現。
當然，地緣政治的成功並非單純取決於硬實力，民主價值、強大的盟友體系都有助於創造並維繫持久的和平。成功的強權建立國際體制、訂定國際常規，透過解決國際議題來建立並維繫其合法地位。
拜登的外交團隊揮別了川普的孤立主義氣息，宣示國際自由主義的回歸，其似乎想重塑冷戰甫結束的1990年代那樣國際治理概念盛行的時代：發展開放自由的貿易與金融體系、各國協力解決氣候議題、推廣民主制度與女性及幼童平等權。
然而，911事件的發生與中國、俄羅斯日益升高的敵意，使得美國外交政策漸轉向聚焦強權政治競爭──川普政府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終將「強權政治競爭」置於美國外交政策中心，正式宣示強權對抗的回歸。
許多拜登的自由派親信認為強權政治的思維是誤導且錯誤的，他們認為氣候議題與流行病的挑戰，才是最立即且該令人擔憂的，並相信解決這些議題有利於人類共同利益，因此可以凝聚各國共識，將強權政治拋諸腦後。如此看來，拜登團隊似乎認為全球治理的推廣，而非地緣政治競爭，是較佳的策略。
然而，除了目前美國內部漸高漲的民族主義引發了對此一自由主義制度的懷疑，歷史也似乎不同意此一觀點：冷戰時，基於避免核子戰爭有利雙方利益，美蘇達成限武協議──但冷戰並未就此終結。因此，地緣政治的優先地位是不可否認知事實，國際秩序的韌性端視其地緣政治的基礎。當然，全球治理欲處理的議題相當重要，亦有利於全體國際社會；但若欲達成此目標，美國勢必要正視地緣政治的現實，否則將難以追求更和平、繁榮與永續的世界秩序。
就當小布希政府後期陷於中東兩場戰爭與金融危機之困境的時刻，中國與俄羅斯察覺到美國的弱點。而歐巴馬政府雖宣示重返亞洲，但卻從未能真正脫離中東泥淖，難以有效因應中國的崛起。此後，中俄只有變得更有自信與侵略性，川普政府雖體認到中國的威脅，但也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策略以抗衡之，似乎僅是透過專設的方式被動回應中國的行為；對俄羅斯總統普丁則是展現史無前例的尊敬，特定對中東政策──如撤軍敘利亞──更是有利於俄羅斯的地緣政治野心。
難以否認地，美國與中、俄以地緣政治對抗為基底的強權競合關係將定義未來數十載的國際關係。雖然有許多民主黨人拒絕這樣的思維，但若未能體認到地緣政治競爭的現實，拜登團隊將難以解決其最在意的國際治理議題。新任總統外交政策的成與敗或將取決於其化解此一矛盾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