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至今造成逾1億人確診，逾220萬人死亡，全球旅遊與經貿活動受阻，各國政府疲於應對、財政惡化。鑒於有效疫苗的生產與全面接種耗時，預計全球今年仍將壟罩在疫情的威脅中。病毒縱然無國界，超越種族、性別與國界等社會藩籬，然而很明顯的，不同社經階層的民眾在抵禦肺炎時的資源與成本，卻有極大的不同。
在香港，截至1月30日下午為止，確診（或疑似）者已達1萬399例，死亡達178人，疫情明顯遠較台灣嚴重，特首林鄭月娥也自認抗疫工作較台灣等地「差強人意」，日前向習近平述職時更引發後者的「擔憂」。
在香港抗疫有其優勢與限制，在嚴重的貧富懸殊背景之下，中下階層市民的處境更是艱難，值得台灣社會引以為戒。
香港在疫情中少數的優勢，很諷刺的，竟然是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慘痛經驗。當年的疫情造成299人死亡，佔全球死亡人數近4成。因此，儘管香港的街道與公共衛生遠遜台灣與日本，但是市民卻有較高的自我保護意識，身體不適時請假，或在乘坐大眾交通工具時配戴口罩，早已經是生活習慣。
此外，醫護人員的專業素養亦備受肯定，可以取得北京的檢測與疫苗支持，也是其正面的優勢。然而在劣勢與限制方面卻更令人擔心，特別表現在對政府的根本不信任。
收入不平等創45年新高
例如，早前香港曾經進行大規模自願性質的普及社區檢測計畫，原本預期將有500萬人參與，最終卻只有約178萬人受測，僅達原先目標的三分之一，耗資高達5.3億港元（約新台幣20億元）；由政府統籌開發名為「安心出行」的手機應用程式，意圖追蹤使用者是否曾與確診者在相若時間到訪同一場所，然而自去年11月推出至今，下載量僅約43萬人次，可以說是失敗的政策，連相關官員都不滿意。
香港中大醫學院1月公布的調查顯示，願意接種相關病毒疫苗者更僅有37%，這些都反映市民的不安，以及對政府保護個人資料與私隱的普遍不信任。而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1月最新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不信任的比率高達50.7%，信任者僅達28.1%。
香港目前的失業率高達6.6%，創下16年來的新高，早前推出的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已經花費3000億港元（超過新台幣1萬億元），不僅快速消耗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更加大其財政赤字，因此政府不願意進一步提供失業援助金。
儘管香港政府一直想要效法北京扭轉與控制本地的第四波疫情，事實上卻存在根本性的困難，因為香港不僅沒有中國社會所謂「小區」的觀念，也沒有諸如居委會與戶籍等針對人員流動（與監控）的制度支持。香港自始至終沒有採取封城與禁足等激烈的措施。事實上，民政部門連居住在一個大樓的確實人口數字亦無法掌握。
在抗疫陷入疲勞與困頓的局面下，貧富差距卻有陷入惡化之勢。貧窮問題從來都是香港社會積重難返的沉痾，1997年後有加重的趨勢。根據去年年底公布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率達21.4%、貧窮人口近150萬人，具體而言，形同每5個香港人就有1個貧窮、每3個65歲或以上的長者就有1個窮困、每5個兒童就有1個來自於貧窮家庭，更不用說在職貧窮與嚴重的青年失業（高達20%），以及超過20萬人居住在所謂「劏房」的惡劣居住環境問題。
與此同時，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吉尼係數於2016年達0.539，不僅遠遠超過國際上的0.4警戒線，更創下45年以來的新高，這是香港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富中之貧」，是城市之恥。
早就有研究指出貧窮與公共衛生的關聯，例如越高的貧窮比率伴隨越高的自殺率；而愈貧窮的人越容易吸入更不良的空氣，造成環境的不公。香港不僅是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全港家庭住戶的面積中位數僅約430呎（約12坪），這讓所謂「居家隔離」與「在家工作」的幻想都充滿挑戰與衝突。
經濟弱勢缺資源風險大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量不同的族群背景，例如來自於中國的新移民（每3人有1人貧窮），以及約26萬的少數族裔（巴基斯坦、尼泊爾與印度為主），則他們在面對疫情時的挑戰更為嚴峻。他們許多在失業後被迫從事送外賣的工作，無法負擔昂貴的網路費用，甚至為了節省口罩而減少出門。
日前林鄭月娥政府採用突襲的方式去逐步圍封、強制檢驗可能存在潛在社區感染的街區與大樓，這些地點多是諸如油麻地、深水埗等人口擁擠、衛生環境不良的舊區，或是基層人士所居住公共屋邨。這些「手停口停」、缺乏經濟資源與網路的群體，在疫情中承受最大的風險。
與台灣可以經由嚴密控制海運與航空來管控邊界不同，香港自始至終存在相對開放的人口移動，低迷的政治信任也讓疫情更難有效控制。因此，儘管一般香港人其實比台灣民眾更注意戴口罩、勤洗手等基本抗疫意識，疫情卻遠較台灣嚴峻，缺乏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案與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