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崇涵／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張朕祥／政治大學外交系研究生
拜登政府上任後，各方關注焦點首重其外交政策走向與總體方針。許多事證顯示，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主軸，將以重拾區域國家對美國的信心，加深與盟友的緊密合作，一改川普2016年甫上任時，以「美國優先」並要求傳統盟邦自付安全支出的論調。
其實拜登早在競選期間即承諾，當選後會增加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海軍派駐，並加深與澳洲、印尼、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聯繫，重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威懾能力，對北京明確表示華盛頓不會退出印太。新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更於先前出席聯邦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時，提及未來外交政策將與盟友以及國際組織合作，捍衛人權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
由此可見，拜登外交團隊將以「多邊」取代「單邊」、「聯盟」取代「美國優先」為主要外交政策軸心。
在「印太戰略」上，美國將尋求盟邦在經濟、外交、安全各方面合作。新任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務》期刊中亦明確指出，面對中國持續威脅，美國必須重拾過去歐陸在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冷和（long peace）戰略思維。
卸責失敗才會抗衡威脅
即運用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概念，協助印太國家發展不對稱戰力，以抵擋中國威脅。美國主要擔任的角色就類似「軸心」（hub）與「輪軸」（spoke）的關係，也就是所謂「軸輻式體系」（hub-and-spoke system），即美國是軸心，盟國是輪軸，彼此互相緊密連結，互相帶動。
華盛頓將擔負起區域中心地位角色，重新形塑在印太地區的合法性與影響力；因為美國過去在此區域不僅對盟友態度搖擺不定，脫離區域峰會，經濟上更與經濟整合背道而馳。這些都迫使盟友對華盛頓失去信心，在美中之間舉棋不定，試圖保持等距。
拜登的外交策略除了強調權力平衡外，「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將是另一個重點策略選項。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專書《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闡述攻勢現實主義與「離岸制衡」的觀點：在無政府（anarchy）狀態下，強權著重相對權力的變化，且會試圖取得最大權力。
「離岸制衡」的核心概念，是當崛起強權威脅美國在某一區域的利益時，華盛頓並非一開始就運用己身全部國力與之對抗。相反的，美國會扮演「離岸制衡者」的角色，利用「卸責」（buck passing）的方式，讓此區域其他盟國抗衡崛起強權。
必須注意的是，當「卸責」策略失敗時，華盛頓會直接介入並抗衡對手所帶來的威脅。美國歷史上多次運用「離岸制衡」後選擇直接介入手段，例如決定參與一、二次大戰前，當時的德國和日本皆有能力於歐洲和亞洲取得區域霸權的地位，為了阻止德日在往後成為潛在霸權，華盛頓改變原本的「卸責」政策，選擇以軍事手段直接介入。
綜觀以上分析，倘若拜登政府採用「軸輻式體系」與「離岸制衡」策略，則國際關係中「聯盟」理論將回到外交政策分析主軸。「聯盟」主要以增加國家總體實力為目的，並適時分攤美國在經濟與軍事上的支出，在可預見的未來，拜登政府會加大與盟友間的連結，並給予盟友更明確的安全承諾。外交政策則會擴張與盟邦在軍事、經貿與科技全面溝通協作，避免重回川普時期「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
此外，由布林肯與坎貝爾的相關論述更可察覺，華盛頓未來將運用「離岸制衡」的策略來處理對中關係，期望盟友間能擴展橫向連結，應付任何突發緊急情況。實務上，可將美國與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列為觀察重點，仔細檢視這4個國家如何運用國際安全機制，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上深化合作。
軸心軸輻間找台切入點
在台美關係方面，美國對兩岸政策仍會依循從1954年艾森豪總統開始的「戰略模糊」，意即拜登不會支持台灣獨立或破壞「一法三公報」多年來的主張。華盛頓並不會將「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因為若明確表示出兵干預台海衝突，將迫使該區域其他主要大國效仿並做出捍衛台灣的類似聲明。
如果轉為「戰略清晰」，美國必須加強在東亞的軍事開支，以應付任何突發緊急情況。如此一來，勢必增加此區域的不穩定性。因此，拜登並不會輕易地改變「戰略模糊」。美中台關係仍是重中之重。政府應思考如何融入拜登政府採用的「亞太再平衡」與「印太戰略」體系，在美國軸心與盟國軸輻之間，尋找台灣可以切入的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