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
葉耀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及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吳冠昇／美國普渡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5日視訊出席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再次當著世界各國經濟領袖抗議由美國所主導的單邊主義、中斷供應鏈，以及新冷戰等問題，並且提出各國制度差異沒有高低之分，呼籲美國不要干涉他國內政，以及各國合作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努力。
這些說詞並不新穎，大多都是習近平自從2017年連任總書記以來，持續在國際間推動的「習近平思想」，而當年第一次在國際上推動這些議題的場域，就是達沃斯論壇。
習近平思想強調「發展式人權」，也就是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優先於個人人權，因此國家需基於每個國家的特定背景去努力提高自身的經濟表現。有好的總體經濟發展之後，再來保障個人人權，且其他國家無權干涉這種策略。
中打壓港談人權是謊言
這種邏輯不只是中國孤芳自賞。中國在近年來努力推動，把發展式人權納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規定的人權定義中，並拉著許多小國一起來投票通過。在投票通過之後，中國就持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出數十次動議，要求人權理事會譴責美國使用單邊主義霸凌中國，導致中國經濟變差。
因為根據發展式人權的全新定義，美國在破壞中國人民的「人權」。而這次習近平在達沃斯會議上的發言，只是再次把世界經濟論壇當作習近平思想的大聲公，放諸四海。
這種人權思維與邏輯，從中國對香港的打壓就知道根本是個謊言。香港的經濟發展跟人均收入早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產業結構也早就進入後工業時代。換言之，香港政府早就有足夠資源保障各式各樣的人權了。而大多數的人權甚至也不需要政府保障，只要別再刻意打壓就可以。但即使香港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這種高程度，中國仍一步步收回思想、學術，以及政治參與的自由。由此觀之，中國哪有提倡什麼發展式人權？
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後，有可能扭轉中國所推動的人權概念以及對人權的打壓嗎？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簽署行政命令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踏出讓美國重回多邊主義的第一步。這個結果是許多歐洲國家樂見的。根據歐洲外交關係學會（ECFR）於上周釋出去年的12月民調顯示，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拜登新政府對於美歐關係會有正面的幫助，僅有1成的民眾認為會有負面影響。
降低歐中經濟市場依賴
但在同一份民調中，也有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中國會在10年內變得比美國更強，其中在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民眾有超過8成如此認為。這種認知導致的結果，就是儘管大多數歐洲人仍認為美國的軍事保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非常重要，但被問到當中國跟美國有紛爭時，有6成的歐洲民眾認為歐洲應該保持中立，僅有2成認為歐洲應該要站在美國這邊，並有1成的民眾認為歐洲應該要與中國採取同一陣線。
同樣地，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中國的各種動議以及參與狀況，都是與會各國投票通過的。這也就是說，中國已實質掌握了世界衛生組織在對抗COVID-19（武漢肺炎）上的各種進度。
從上述民調以及去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民調都顯示，各國民眾並不是真心擁抱或信任中國，而是認知到中國會逐漸成為經濟強權，因此不反對與中國經濟合作，甚或是希冀在未來可以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中得到更多好處。舉例來說，德國核心的製造產業（汽車與機械工業）多數都把生產工廠外移到中國，而且中國也同時間是德國海外重要發展的市場之一。因此，德國在美中競爭的情勢下，很難公開表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與此同時，中國現階段顯然不會對歐洲各國造成軍事威脅，因此，美國光是提供軍事保護傘這件事，並無法撼動歐洲對於中歐關係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想要修補與歐洲的關係，進而與其結盟在國際組織上發揮影響力的話，需要提出比習近平主義更能夠說服各國的議題以及實力。
要改變現在的窘境，美國需要作為經濟龍頭來引領一套新的全球供應鏈重組，用以對抗中國用一帶一陸策略，把發展中國家串起來，並將其產業鏈延伸到歐洲的新國際經濟體制。如前所述，對於歐洲來說，雖然人權很重要，但在國際現實的觀點之下，這些國家不可能主動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來打擊中國所提出的「發展式人權」這種非人權概念。
換言之，拜登政府如果希望真心與歐洲各國重修舊好，讓這些國家可以跟美國一起抗衡中國崛起與其威權體制，單純用全球暖化（重返《巴黎協議》）與國際參與（重返世界衛生組織）等議題來拉攏歐洲各國，絕對是不夠的，必須要從經濟誘因下手。
是此，拜登與其團隊需要考慮的是，美國如何可以重整全球供應鏈，透過科技的研發、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及多邊貿易的連結，來提供歐洲各國更多的經濟誘因，降低歐洲國家對中國經濟與市場的依賴性，並加深與美國市場的連結。
裝備優勢推產業鏈重組
過去美國政府認為歐洲是美國的競爭者，所以往往是用一種競爭者的模式相應對，但當自動化工廠提供了極小化人力成本來大量生產的可行性之後，各國對中國的勞工需求在未來一定會持續減低，更遑論中國人均收入已經漸漸提高到不同的水平。
而中國作為一個非開放的市場，與其做生意的眉眉角角實在太多（例如規定外資需要與國企合作，「強迫」各個國際企業進行「自願性」的技術移轉），與中國做生意的市場風險遠比美國來的高。美國如何裝備好自身的優勢，提供實質的誘因來推動產業鏈的重組，以此來鞏固與歐洲國家的經貿結合，或許才是讓這些國家願意重新審視並對抗中國在世界推行「發展式人權」這一個非人權概念的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