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健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在喧騰一時的單親媽媽殺子案中，法院譴責被告「僅因一時生活不順遂，即斷然片面決定同時結束子女之生命，而剝奪渠等生存之權利」，這個死刑判決讓輿論炸鍋了，法官們被批評高高在上、無法同理貧窮的單親媽媽長期帶著兩個小孩有多麼辛苦、甚至痛苦。
死刑沒能保全幼童性命
無論批評者有沒有意識到，這些批評背後的預設，要不是認為死刑無助於嚇阻她的殺人犯行，要不就是認為，即使死刑仍有嚇阻作用，因此剝奪被告的性命仍然是不公平的。總之，這些批評背後預設，死刑有其極限。
向來群情激憤地高呼殺童者死的台灣社會，終於血淋淋地體會到，即使是殺害幼童的罪犯，也不能理所當然地量處死刑，如此出乎意料的場面，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對照案發當時各電子媒體新聞版面下，一面倒地咒罵被告冷血的留言，筆者廁身法曹，實在無法判斷，當時罵被告的人，跟現在罵法院的人，哪一邊才是司法應該遵從的社會期待。
相對於其他殺害幼童的罪犯，輿論顯然更能同理這位單親媽媽，這應該是因為，相較於精神病，我們顯然更能同理「貧窮」這回事，就連坐擁多筆房產的政治人物都能自詡庶民，一呼百應，這毋寧最極致地展現了我們對貧窮的同理心。現實是，窮人處境艱難，精神病患的處境也沒好到哪裡去，只是後者處在絕大多數人的社會經驗之外，試著理解後者的法官，就因此被安上缺乏社會經驗的罵名。
被害人權益與被告人權未必對立。
我不曉得在網路上謾罵的人，有多少真的看過判決或至少看過新聞稿，並且注意到判決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解釋，我們的法律是多麼重視兒童的生命安全，必須藉由死刑判決彰顯法律的重視。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樣的嘗試是不成功的，不只是因為判決用以支持兒童權利保障的論據站不住腳，更因為將兒童權利跟被告的生命權擺在同一個天平左右兩邊，這種作法本身就有待商榷。
這涉及刑法學或犯罪學的古老問題：死刑真的具有更高的威嚇力嗎？向來的研究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現實是，即使知道可能會判死刑，被告還是殺死了兩名子女，死刑就是沒能保全那兩名幼童的性命。
每當被問到如此尷尬的問題，反廢死者的標準回應是，將威嚇力什麼的一概拋棄，不管嚇阻不嚇阻，殺童者死，這樣才公平，但公平或公平的感覺，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機轉、給予被害人怎樣的保障呢？（請容筆者提醒，這些先決定要判死刑，再想盡辦法湊出理由來的，都是未來的國民法官）本案判決之所以飽受批評，就是因為沒有妥善回答這些問題。類似的虛假對立不只發生在死刑案件，最高法院有一號決議，把性侵案件被害人的權益，跟被告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擺在同一個天平上比較，在筆者看來，這是同樣的虛假對立。
當然，個人權利的衝突確實存在，而法官每天都在忙著決定，哪一邊值得法律的保護。只是從這個令人悲傷的案件不難看出，法律人反射性地兩相權衡的權利，倘究其根柢，往往不相衝突，在量刑之際將兩者對立起來，只是再次突顯刑罰並非保障人權的利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