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邦／香港學者
《港區國安法》於今年年中在香港公布施行後，香港的公民社會與政治環境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透過逮捕、起訴與各類傳媒反覆的宣傳，威權政府希望能夠藉此恢復秩序，並且逐步清除社會上反對的聲音。
最新的事件包括大批警方國安處人員公然進入大學校園，針對學生在校內遊行的口號與標語進行蒐證；以及黃之鋒、林朗彥與周庭等青年，因為去年6月包圍警察總部案而被收押候判。從台灣觀察香港的情勢，我們必須要將目前所發生的各種荒謬、令人心寒的事件，置於北京在香港所施行的一系列維穩框架下理解，才有更完整的圖像。
「維穩」即維護社會與政治的穩定，以北京為主，藉由駐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解放軍，乃至在港中資機構等單位，在特區政府配合下，針對2014年雨傘運動至今以來一系列的佔領與抗爭運動做出清算。這些維穩措施有以下特徵：
分階段、針對性的打擊。對香港社會的鎮壓是有系統而逐步展開的，以教育領域為例，從幼稚園乃到大學，每一個階段首先尋找個案目標（不分私立、公立），將目標渲染妖魔化、同時剝奪其程序的公義，讓原本只需要因為工作不力而解雇的個案，上升至終身不得從事教育業或進入校園的處罰，目的是形成需要大力整頓教育界的印象，以為進一步的清洗做準備。
監控社會瓦解反抗聲音
高調而粗暴的介入。以上述國安人員進入校園搜索為例，一方面顯示今日大學管理層缺乏保護學生的風骨與承擔，另一方面進一步殘害大學中的言論與思想自由。這些大張旗鼓的搜索行動，其真正目的並不在尋找甚麼證據，而是在高調地形成恐懼與相互舉報、不信任的氛圍。當學生不再能信任學校與同儕，要瓦解校園中反抗的、本土的聲音也就更為容易。
中港兩地警方與國安部門的合作。在高舉「全面依法治國」的標語旗幟下，事實上中國的法治水平仍像一場荒謬的笑話。早前有12名港人欲乘船偷渡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途中疑似在中港兩地警方追蹤合作下，遭中國方面截獲並拘禁在深圳，不僅港人家屬與委託律師不得與當事人會面，即使中國律師也遭施壓而必須退出辯護工作。日前尚有當事人的家書流出，自白書式的承認自己的過犯，香港警方雖然不至於公然進行疲勞審訊與毆打取證（？），但是動不動就引用《港區國安法》濫捕濫告則令公民社會更為不滿，對於警方在過去一年「反送中」抗爭的鎮壓行為，也依然沒有獲得有效的追究。
司法體制與法官受到公然而普遍的政治壓力。例如親建制的政黨與學者質疑法官的權力與角色過於膨脹，要求其要適應「新時期、新常態」的憲政秩序，司法獨立與法治傳統受到嚴重挑戰。對此，英國政府已在探討不再讓英國法官擔任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使香港普通法的司法形象受到進一步衝擊。
逐步構築監控社會。儘管有形式上的出版和言論自由，一般書店仍可以買到各類書籍、部分報紙的言論版仍可以接受批評特區政府與北京的意見，但是本地出版社早已經不敢接手出版議題較為敏感的書籍（例如本土主義或批評中國政治的內容，多轉由台灣代為出版）；連大學教室內也開始裝設攝影機，在新冠肺炎影響下，幾乎所有課程都轉為網路教學，由於擔心側錄與濫行檢舉告密，教師不免會在課程內容安排與教材選擇上自我審查。
打壓司法驅逐民選議員
北京欲在香港透過維穩構築憲政新秩序，目的是確保香港「為我所用、所控」。因此，在議會要無所不用其極地驅逐所有民選議員，在司法機構要加大對法官的壓力，消除媒體中的監督聲音，並且進一步打壓公民社會的集會與結社自由。
就像台灣30、40年前所經歷的威權統治，情治人員進入大學校園搜捕危害「國家安全」的學生，黨國控告異議人士參與或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威權政體不願意承認「越維越不穩」的維穩悖論，看不到越打壓民眾越離心的現實。香港的黑夜還在持續，歷史的重複與相似性令人傷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