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作家
上個禮拜，台灣經典百岳路線「畢祿山與羊頭山縱走」山徑上發生一起山難，1支7人自組隊伍因為腳程不一，攀登不久即拆成2隊，結果落隊的3人又拆成1人與2人組，2名女生因無以為繼停在原地而於隔日被尋獲，另一名女生或因體力較佳或因慌亂，往錯誤的溪溝下得更深，錯失救援黃金時間，多承受一晚的寒冷，最終喪命。
事件發生，輿論熱議，有人討論網路自揪隊的責任倫理（先走的不管落隊的，算不算遺棄），有人討論1日單攻大山的必要準備（責難她們一番，自是難免），也有人再談「獨攀是登山大忌」（如果她們3個聚在一起待援，就不會有憾事）。看了討論，心中有話想說，試著來說明看看。
首先，我想來區分一下「社會的登山」與「自己的登山」，前者指的是：我來爬山，因為社會隱隱說爬山是一個主流價值，我不能自外於其中；此外，周邊的親朋好友都開始爬山，網路上，各種勁帥、美豔的登山照片與影片被分享，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員；或者，攀登百岳成為同儕社群評比個人生命敘事高低的一個新判準，我自當趕快加入，迎頭趕上。
而「自己的登山」指的是：我來爬山，純粹是受到山的吸引，在群山之間，我感受到大自然發揮著神祕的「靈魂清洗」（catharsis）作用，「一次壯闊登山體驗中巨大的心理與身體張力，會將你所有無關緊要的腦中垃圾一掃而空，獲得一種清新、重生的感覺」，這是波蘭登山家克提卡（Voytek Kurtyka）的詮釋。
越級打怪超越昨天自己
如果是社會的登山，登山者對山的理解，是在社會語境（網路）中獲得的；出發前對登山的準備，是透過隊友或資深者的教導而完成的；過程中的安全感，則是藉著「大家走在一起」的具體紐帶而獲得確保的。隊伍中的領隊或嚮導，是團隊遭遇困難或危境時的破關者，換言之，社會的登山是透過山上的一個「組織化的小社會」來扶植比較脆弱的個人，去完成一個比他生命巨大得多的任務。
此外，社會的登山非常關切「登頂」這件事，畢竟，唯有登頂才能說出一個出人頭地、確證秀異的成功故事，「沒有登頂」則幾乎等同於失敗，讓人難以啟齒。
如果是個人的登山，情況剛好相反，如同普魯士博物學家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說「不倚靠他人的中介，而是靠著自己的經驗而知道」，這樣的登山，在乎過程中身體與天候地形搏戰所取得的刻骨銘心經驗，登頂並非優先目標，個人的登山因為婉拒社會作為奧援，因此自身得做很大的準備，除了平日訓練自己的身體，還得對路線上的地形多所研究，一次次的攀登會滋養出更大的視野，也讓身體更能承受高山上的低溫與粗礪。
登山多少是一種越級打怪的挑戰行為，但越級打怪來自一種歷練來的自信，知道自己可以超越昨天的自己，而不是靠著網路鍵盤，盲目地相信「他們能，我應當也能」。
最近因為撰寫山岳文學叢書的導讀，重新閱讀一些上世紀英語世界的登山書籍，想要一探那批初登高山者的內心世界，於是我再度遭逢艾伯特馬默里（Albert F. Mummery）這位傳奇人物，在他那本堪稱經典的《我在阿爾卑斯與高加索山區的攀登》最後一章，名為「登山的快感與懲罰」，他這麼說：「登山是一種教育性的運動，超乎任何運動，它教我們堅忍與互信，也逼使我們偶爾得坦率地、直接地凝視死亡最嚴峻的一面；沒有人能輕忽地看著死亡的名單，而不感受到我們的運動需索著可怕的代價。」
凝視死亡迎向山之教誨
馬默里在19世紀末的阿爾卑斯山區，完成許多未登峰的首登紀錄，他還發明了輕量化的高山帳篷，是現代登山裝備的先驅，但他最著名的事蹟，是起了斗膽，去挑戰人類登山史上第一次8000公尺以上山峰--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最西端、海拔8126公尺的南迦帕爾巴特峰（Nanga Parbat，在當地烏爾都語中是「裸體之山」的意思）。
1895年8月24日，馬默里和他的兩位挑伕在山峰北面的拉奇歐山壁（Rakhiot Face）探勘時，一場雪崩襲來，他們瞬間被吞沒，年方40歲的馬默里是這座大山的第一位喪命者，截至1953年奧地利登山家布爾（Herman Buhl）首次登上絕頂前，總計有31位登山家喪命於追峰道途之中，南迦帕爾巴特峰因此有「殺人峰」的別號。
馬默里當然是一位越級打怪者，他也坦率凝視著死亡的臉龐，生死不是檢驗冒險的標準，那種內在飽滿地迎向山之教誨的內在精神狀態，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