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兼都市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自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正式成立以來，目前已有16項朝野政黨提出的修憲案付委，例如，恢復國會閣揆同意權、廢除考監兩院、增列「青年發展」、「人性尊嚴」之保障，及選舉權下降至18歲等。
可以想像，加上民進黨未來有關「國家正常化」的修憲提案，這次修憲委員會所面臨的，將是橫跨《憲法》總綱、人民權利、政府體制、基本國策，幾乎涉及整部《憲法》結構之條文，若再搭配修憲的高門檻，本屆修憲委員會究竟能達到什麼成果，令人好奇。
分類後規劃階段式修憲
在台灣，修憲並不是個新鮮事，而立法院成立修憲委員會也非頭一遭。若我們以史鑑今，其實，自1991年就啟動的憲改列車，在7次修憲中，所處理條文從不會比現在少，除了1991年、1992年、1994年的3次修憲，國民黨能完全掌握修憲優勢外，往後的修憲機關也同樣需面臨「四分之三」的高門檻挑戰。
因此，連第二階段的公投都還沒到，部分立委現在就已把難處推給修憲門檻，甚至主張將門檻降低，好像挺不具說服力。
此外，就過去修憲委員會的運作來看，立法院在2004年3月（第五屆）首次成立的修憲委員會，在當時除了面臨總統大選的政局紛擾、319槍擊案的衝擊，所討論的第7次修憲案，更涉及立委席次減半、選舉制度改革等，這些極可能讓自己「自廢武功」的條文，而最後，就在立委即將改選、「國會改革」成了各政黨不得不面對的議題、社會與政治的交迫壓力下，終究還是完成了這項艱難任務。
至於立法院於2015年3月（第八屆）再次設立的修憲委員會，則是和「太陽花學運」所激起的「憲法時刻」有關。在當時，同樣面對著眾多提案，各政黨最後聚焦在18歲公民權、立院閣揆同意權、不在籍投票等3項條文，然而，頗令人意外地，由於朝野僅對下修投票年齡有高度共識，最終就因「包裹表決」或「逐條表決」的程序之爭，讓3個修憲案都走不出立法院。
概括我國修憲簡史，「多條文」、「表決程序複雜」、「高度政治性」，都是伴隨修憲「高門檻」的共同經驗，而這也是目前修憲委員會必須要面對的。因此，若修憲委員會要「玩真的」，從現在開始，就不應繼續拘泥在修憲的高門檻，而要站在歷史上來尋求突破。
首先，面對越來越多的提案，修憲委員會必須在處理上更為細膩。眾所周知，目前朝野對18歲公民權有著高度共識，為免重蹈覆轍，修憲委員會應事先就各修憲條文的共識高低程度加以分類，從中確認修憲案的「輕重緩急」。而這樣做的好處，當然在於能事先預防「包裹表決」的易失敗性，並減少時間浪費，讓條文討論更為聚焦。此外，對於那些通過可能性極低，且必須暫時被擱置的案子，也能藉此作為後續修憲藍圖的規劃基礎，進而開啟「階段式修憲」的模式。
由下而上融入民眾參與
其次，在提案分類之意義上，修憲委員會的動員方式也需更有策略。睽諸過往經驗，修憲當然是一個「少數否決」的舞台，若非面對選舉壓力，或者害怕自己成為「反改革者」，朝野競逐下的修憲自有本質上的合作困難。因此，除了政黨領袖對歧見的溝通協調與政治智慧不可或缺外，為提升所偏好法案向對方「喊價」之能力，朝野政黨應更積極創造、強化民意對修憲案之偏好，使之從社會支持演變為社會壓力。
在具體做法上，於修憲委員會運作期間，各政黨應同時勤走基層，廣泛發動憲政宣傳，並即時理解地方民眾對不同條文的意見主張，甚而，藉此機會可廣為舉辦憲政論壇，培養民眾的憲政知識，此對我國憲政民主長遠發展將有所助益。
基於前述，最後才來到修憲的高門檻問題。若「修憲委員會」能預先降低政黨對決態勢，並真正「由下而上」融入民眾參與，那麼，在立院提案期，就已經在為下一階段的公民投票預作準備。當修憲委員會的提案討論，必須同時考量公民贊同與否，即相當程度能降低政治利益之干擾，進而超越修憲門檻帶來的限制，使修憲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務」。
事實上，台灣的雙修憲門檻在世上並非絕無僅有，即使是1947年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也是採取「雙四分之三」、「雙國會」的超高規定。為了維持《憲法》尊嚴性，制憲者在寫下《憲法》時，理當會設下不易使《憲法》被變更的門檻，因此，身為修憲機關，若僅是對修憲門檻說三道四，或把將未來修憲的失敗怪罪於此，其實都是不健康的想法。
所以，接下來，修憲委員會要讓立法院成為政治鬥爭的競技場，還是捍衛《憲法》的神聖殿堂，答案應該很明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