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儀芬／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川普染疫之後各方民調顯示拜登出線的可能性持續上升，由於從拜登的政治生涯來看，拜登確實是民主黨內比較親商而親中的，而拜登副手賀錦麗也在副總統辯論時，顯得不願批評中國，認為美國最大敵人是俄羅斯，不是中國；所以台灣很多人都在擔心，如果拜登勝選，川普任內的台美關係升溫是否會在選後降溫？拜登上台後的「撥亂反正」（right the wrongs）會不會又回到歐巴馬時代對中國威脅視而不見？
憂心親中商業利益回朝
其實「支持川普」的現象不是只有在台灣發生，香港自由派如黎智英、李怡，或中國流亡海外民運分子如王丹、余杰也都紛紛表態支持川普，這讓西方自由派感到很不解：為什麼這些他們尊敬的人權鬥士，會支持一個沒有人權價值，與「白人至上主義」有曖昧關係的川普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從2018年開始，川普政府就把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定位為全球最大的威脅，在今年武漢肺炎爆發後更是如此。反觀拜登與民主黨菁英，他們認定全球面對的共同威脅則是像氣候變遷或疫情控制這些可能要與中國合作的議題。很自然地，自己的生命與自由受到中共威脅的人都希望美國可以更正視中共對世界帶來的威脅。
但拜登所領導的美國政府真的會對中國比較軟弱，甚至為了討好北京在台美關係上降溫嗎？就目前拜登團隊所透露出來的外交路線看來，應該不會。
首先，拜登團隊對川普外交政策的最大批評就是，川普上台以來主動退出或揚言退出了許多美國長期領導的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例如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WHO（世界衛生組織）與WTO（世界貿易組織）等，與盟邦的軍事合作或貿易往來也都認為是盟邦在佔美國便宜，要求盟邦付出更多，這樣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t）政策看在川普支持者的眼裏是「美國第一」（American First）的表現，但看在國際社會的眼裏則是美國要放棄領導世界的責任，不再扮演「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維護者的角色，甚至與中國一樣，成為規則破壞者。所以，民主黨批評川普的外交政策不是在孤立中國，是在孤立美國自己。
然而，川普的「美國第一」讓許多在繼續經濟全球化有很大利益的美國大企業都轉而支持拜登，現在這些大企業也都等著拜登選上之後要恢復過去強調自由競爭的貿易政策，甚至要回到中國市場，這個部分拜登也已經表態，不會再持續川普所發動以提高關稅為主的「中美貿易戰」，因為他們評估貿易戰其實傷害美國更多。
從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以來，北京確實很知道如何操弄美國大企業對中國市場與供應鏈的依賴，要求美國政府對北京讓步，或對北京的惡行視而不見，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都一樣，只有遇到以「反全球化」、「反建制」為權力基礎的川普，才有空間抵擋這些巨大商業利益。這是拜登團隊最令人不放心的地方。
中國威脅自由國際秩序
的確，今天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互賴的結構，是美中競爭無法像冷戰時期美蘇競爭那樣，用全面圍堵的方式進行的最大原因，即使川普連任，可能都無法與中國全面斷絕經濟關係，這個認知不僅是大企業遊說的結果，也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尤其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都遇到險峻挑戰的時候更是如此。
所以，拜登團隊與川普團隊對中政策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拜登團隊不認為全面「新冷戰」是最有效與中國競爭的方式，他們認為要視議題來決定雙邊關係，在中國對「自由國際秩序」威脅特別明顯的議題，例如與「數位極權」（digital totalitarianism）擴張相關的網路控制以及南海問題，拜登團隊的作法與川普團隊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也就是說，中美科技戰與強化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嚇阻力量，這些兩黨共識度極高的議題都將會繼續，但拜登團隊在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要恢復美國領導者的角色，所以在一些中國必須參與的議題，如氣候變遷與疫情控制，仍會與中國合作。
總之，美中競爭一些結構性的議題，尤其是科技與軍事上的競爭，早已行之有年，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改變，近年台美關係升溫也最主要是表現在這些面向，那是因為台灣本身的戰略價值，不是川普個人的態度，所以無論美國選舉結果如何都會繼續。此外，台灣所關心的雙邊或多邊貿易協議以及GCTF（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為架構的國際參與，也許在強調美國「自由國際秩序」維護者角色的民主黨執政，更能看到台灣在人權、防疫與科技發展上的成就，台美關係有更多面向提升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