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揚／前政大人權史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邇來，中國政府在內蒙古厲行漢化政策，除在學校教育中以實行雙語教學為名，強化漢語教學、大幅提升漢字在教本比率，藉此逐漸取代蒙古語的使用頻度，另方面，更進一步刪除教材中有關熱愛蒙古文化之描述，此舉數度引發蒙古族人的抗議行動。
然而，若由國家權力運作角度視之，前開情事並非單純語言政策更迭，更值得注意的是，潛藏其後的霸權（Hegemony）意向。
首先，就中國政府在內蒙古的語言政策進行探討。安納瑪拉（E. Annamalai）將語言政策歸為三類：
「消滅」（Elimination），為達到語言同化目的，禁制特定語言在公開場合使用；「容忍」（Toleration），維持語言使用現狀，因此弱勢語言將逐漸消失；「推動」（Promotion），透過鼓勵各式在私領域或公開場合使用且不受歧視，藉此避免任何語言流失。
由此，不難判斷，中國對內蒙古採取「消滅」式的語言政策，而究其因，當然「維穩」的考量不在其外，但與對新疆的強制鎮壓相比，中國在內蒙古採行的是柔性政治控制型態，即霸權式的權威建構方式。
霸權，按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詮釋：霸權係在取得宰制權力過程中，透過意識形態內化於心靈，並藉此消除矛盾及對立，進而形成共識，促使個體自動順從，而所謂順從，其表示社會群眾在霸權操作下，讓渡自己的權利，主動「同意」並順從霸權的領導及支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學校教育係製造「同意」的最有效的工具。
換言之，霸權即為國家機器應用教育作為手段，並透過意識形態的教化與傳播，而逐漸獲得群眾自動順從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因此在內化過程中，若未察覺政府的霸權意向，則將於潛移默化中逐漸自動順從政府的支配宰制，而此這也是內蒙古進行抗爭之因。
除前揭內蒙古語言發展受到語言政策制定的影響，在中國統治下，普通話也逐漸取代粵語在香港公開場合的使用。返視台灣，過去台灣在戰後也曾受到中國化意識下的霸權支配，在政府推行國語運動的時代背景下，華語獲得獨尊地位，其他方言則因此邊陲化，特別係作為土地主人的原住民族更是影響甚鉅，不僅因此導致原住民族語言嚴重流失，更造成多數平埔族群語言喪失的結果。今日中國昨日台灣，語言人權受到侵害的情況屢見不鮮。
「語言斷，文化滅，民族亡」，如紐西蘭毛利族謂：「消滅語言僅需一個世代，但復振語言則須至少3個世代。」語言作為人權的一個重要面向，其涵攝包括族群權、語言權、教育權、主權、文化權等，特別係從族群觀點來看，語言權是亟需獲得保障與維護的重要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