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銘／中興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學生
在面對國家最大威脅的強權壓力，人民於氣節和利益間，那怕是舞台表演者，其實是有所選擇的。記一段歷史小故事：
1937年，一個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敵對方日本攻佔上海。為塑造皇道樂土富強夢，日本積極争取居滬京劇戲曲大師梅蘭芳登台演出，這一幕既是對侵略的認同也是统戰的外宣。綴玉軒主人深明龐大舞台資源，榮華富貴在眼前，但國家興亡，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终選擇避居香江。然，壞事連連，1942年香港淪陷，敵軍司令酒井隆再邀鶴鳴，卻驚見第一名旦蓄鬚明志決絕利誘與威脅。繼返申，貧困交逼，裙姊賣畫求生，遭另一敵對方汪氏政權特務聞風而至，闊綽將作品全包，梅瀾不屑發大財，刀毁心血，在正義邪惡間，人有所為有所不為。
歐陽娜娜登十一中國國慶錄影，歌唱《我的祖國》引兩岸軒然大波，最後央視以唱歌對嘴、個人特寫僅7秒及安排平淡歌詞等避重就輕以作結，短短幾秒間倩影代價差點令這二十歲女星變「台奸」。
這次「國慶唱歌事件」有不對等的兩極迴響：有評論家稱藝術無國界，娜比乃台灣之光，跳躍大市場；有美籍台裔歌手激烈轟嗆「不要惹藝人」、「民主國家唱什麼都行」。但台灣政府及多數島民卻批判妮子貪財為敵宣傳，有失國民身分，其父歐陽龍臉書上更被留言洗版「生了背骨囝仔」、「全家滾出台灣」等，甚至35年前飾演的抗戰電視劇中反共誓詞也被舊調重提諷刺一番。
這次事件能討論兩個潛有危機。首先是價值觀，演藝生命有限，其成功標準在於受歡迎度亦即演員身價高低。歐陽一家藝人，皆早出道，除妮娜娣一代，餘皆國中學歷，因此人生的光輝盡在舞台，以有限時間盈最大獲利，這是販賈價值觀，所謂商人無祖國，市場和觀眾等同鈔票也是成功代名詞。所以娜娜甘冒大不韙，違背自己國家社會主流共識，仍不懼反對聲浪踏上這一步，少女的成長來自家庭教育培養。
其次是異化大問題，優秀台灣人境外謀生能享譽國際堪稱台灣之光，東瀛有小鄧、韓國有子瑜，只有到中國演出才爭議千百，源中共以藝謀政，人口市場綁架國家認同，「愛國」，愛他的國成為人民幣鎖匙，中共中國的藝術是有國界的，演藝是為政治服務的，就像昔日藍蘋。
台灣人到中國，國籍上被迫表態，為生存發展，「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大多敢怒不敢言，忍氣吞聲，無奈接受。但中國政權是對台灣最大存亡威脅，其十一國慶政治場合，當然包含情感勒索寶島的夜晚，人有所為有所不為，沉默對抗或是助紂為虐，還是有選擇的。
然最兇險的是「祖國」一詞已成為統戰最大武器，國民黨的舊思維教誨台灣人以血統和民族源流歸宗「中國」，復國神話始有理據。但不料1971年後國府連代表中國的資格都被取代，紅色敵對方被世界公認「中國」代表，這尷尬難堪令台灣人產生認同上衝擊矛盾，盼仰的祖宗家國竟然成為敵國，故仍有人掩耳盜鈴，不顧時移世易，拒绝幻夢清醒。
更悲哀的是陷入馬克思理論的異化狀態，例如歐陽龍年青反共，更在非统派的民視和三立擔任節目製作人，亦曾擔任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黨發言人，所有背景皆是反紅色中國的。但隨着對岸和民進黨崛起，藍營持續衰敗而不得不親中和平求生存，國共關係便由「仇讎」變成「合作」到最後「一家親」，由對立變成「類本質」，兩者結合為政商利益體，國民黨能如此，同志當然也如斯，其子女便不足為奇了。
「中國、中國人、祖國」，這些已完全銳變的觀念，台灣必須進一步釐清，否則這先天性民族情感武器，將撕裂島上共同體團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