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邦／香港學者
歷經了過去1年反《逃犯條例》修訂、新冠肺炎（Covid-19），以及《港區國安法》等三波衝擊後，香港已經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而這座城市的未來也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
在政治結構上，權貴與一般市民的分裂形成高度的反差。在「十一」這具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日子中，只要打開電視，我們可以看到一邊是「治港者」杯觥交錯、談笑風生；另一邊卻是逛街的市民被警方無理截查，只要妳是女性，穿黑色衣服或戴黑色／黃色口罩那更是高危。
前幾天，一個少年坐在地鐵站看報紙，被十多個警察用封鎖線包圍，據說在公共場合讀報可能引起市民不安（？！）。過去1年對政府「平亂」有功的人士，莫不受到授勳與嘉獎，然而他們許多都是在市民眼中高度爭議或奉承之輩，他們的聲望與權勢掛勾卻恰恰與香港的社會背反。
治港核心另類新四人幫
這一套授勳制度源於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用來攏絡華人菁英，將他們納入不民主的政治決策架構之中，以強化己身的統治正當性而「行政吸納政治」；如今，香港立法會與特首的民主雙普選仍遙遙無期，但是政府仍然企圖用這套方式將政治的影響力由父代傳到子代，乃至於代代相傳。
「十一」酒會更凸顯了治港團隊的荒謬性。在4人限聚令下，坐在主桌的是兩位前任特首董建華與梁振英，前者在任內引爆了2003年50萬人上街的管治危機，以至於在2005年就藉口「腳痛」而中途下台；後者更在2014年歷經79日的雨傘運動，任內本土主義與認同高漲，僅任1屆5年就以「家庭原因」離任，成為史上最短命的特首。
儘管做得這樣差，梁在狼狽下台後，竟也可以反淘汰似地忝列全國政協副主席而高升「國家領導人」，繼續在香港指點江山、「發揮貢獻」。同席的還有民望24.5分（評分由0分至100分，50分為合格，超過4成給予零分）的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以及北京派駐香港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我們無須浪費筆墨評論林鄭，然而明眼人都知道真正治港的中聯辦如今卻也不接地氣，原本已屆退休而臨危受命的駱惠寧，在其政治生涯中根本不熟悉香港事務。這另類「新四人幫」大致就是目前北京治港團隊的核心，港人除了搖頭嘆息又能如何？
新冠肺炎也凸顯了香港經濟結構的扭曲與不可持續。由於疫情的反覆以及缺乏有效的疫苗防治（目前各國的疫苗許多都未經嚴格的安全性驗證即開始投產或注射），至少在未來的1年中香港（乃至全球）的經濟活動都將反覆波動。
然而，在過去十多年中港經濟融合的大潮下，香港的旅遊、零售與飲食業等都極度倚賴中國觀光客，業界人士早已明白憑藉著源源不絕的跨境經濟是種不健康的單向依賴，如今疫情一起、「北水」斷絕，失業率與就業不足高升才來臨渴掘井，開始高唱本地旅遊，或是寄望與周邊城市結合成「旅遊氣泡」以救存亡。
諷刺的是，香港從事旅遊業近26萬的從業人員中，只有不到1500個團體票有權選舉該功能界別的議員，長期以來，以界別利益取代整體社會利益，「被代表」的扭曲民意對今日的困境其實難辭其咎。
難民眼中天堂淪輸出地
一個香港，實際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個世界。在中秋節夜晚有86個市民被以違反禁聚令、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罪名逮捕，其中甚至包括4名區議員，香港人已經被迫習慣這些疑似濫捕、總之拉了再說，意在營造一個威權的集體恐懼氛圍。
想來不禁讓人唏噓，從來香港都是一個主動、被動接納境外難民的避風港，不論是過去逃避中國大陸政治運動與經濟動盪的逃港民眾，乃至當年越南陷共的海上船民，如今日前竟然傳出美國國務院首次將香港列為接納難民的分配名單中，與伊拉克、古巴等國同列，從難民眼中的天堂到淪為難民的輸出地，正在啜飲香檳的權貴們實在「貢獻」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