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臻嫺／台南地方法院庭長
行政院原規劃推出紓困3.0特別預算，立法院原欲開2次臨時會，但民進黨立院黨團柯總召8月時曾在臉書發文稱，停開臨時會是因國會政黨惡鬥導致兵疲馬困，「國會新文化」無法建立，讓國會的信任度下降，人民厭惡政治，應給彼此冷靜思考的空間，並以9月再見及期待新國會文化作結語。
但現已9月，因政府突如其來的宣布放寬美豬、美牛進口政策，導致國會何時能開議，仍在未定之數。回顧過往，在面對如同婚、通姦等意識型態及價值對立衝突最嚴重的議題上，往往不是透過已完全執政、最具民主正當性的國會，去貫徹執政黨的主張與價值，而是透過「釋憲」途徑，將燙手山芋丟給原本滿意及信賴度就極低的司法處理，讓司法權去發揮「抗多數決」的本質。
立法積極造法越俎代庖
有學者盛讚這是我國「司法積極主義」的復興。但若借鏡美國歷史，「司法積極主義」最復興的「華倫法院」（Warren Court，1953-1969年），雖曾引領潮流，帶來許多擴張公民自由權利的判決，並將司法權力帶向最高峰，但正因司法權過度擴張的結果，終引來外界圍剿、批判，並遭到「司法自制運動／司法最小主義」的反撲，此後美國司法審查，逐漸走向自我節制的憲法「原旨主義」，保守派佔據聯邦最高法院多數，至今難以撼動。
此乃因司法權本質屬「被動」不告不理，「忠實適用法律」始為本業，若動輒以司法復興為名，凌駕立法去積極造法，越俎代庖，實非國家之福，且由司法指導立法，反讓最具民意基礎的立委，可不思專注立法本務，只專注競逐金錢權勢與收攏名利，建立「國會新文化」更如奢談。
只靠最高院補法律漏洞
尤其這幾年國會通過的刑事立法，不管是《洗錢防制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到今年7月15日甫施行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立法品質低落及技術拙劣，恐都已達罄竹難書地步。如毒品舊法23條2項及20條3項原規定：使用毒品被告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內再犯施用毒品之罪，檢察官就應依法追訴處罰。而5年後再犯者，則應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新法修正後，僅將前2項規定中之「5」年改為「3」年，卻能在實務界引爆爭議，剛修法就搞到必須進入大法庭始能解決之地步。
何以至此？過去5年的舊法時期，法條衍生的「三犯」問題，亦即被告在經過觀勒或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內已曾犯施用毒品並經判刑者，第3次以上再犯施用毒品罪時卻是在5年後，此類「三犯」以上施用毒品之被告，究是要追訴處罰？或要再為觀勒戒治？因法條規定並不明確，存在法律漏洞，實務看法歧異，當時靠最高法院陸續以95年第7次及97年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甘冒違犯「罪刑法定主義」的風險，做出對被告不利的法律解釋，認定此類「三犯」以上的吸毒者，仍應予以論罪，不用再為觀勒戒治。
而10多年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終於再度翻修，然前揭三犯的法律漏洞，修法者仍選擇視而不見，不思修正文字使之明確，卻還想靠最高法院去幫忙補漏，但沒想到「決議」早已走入歷史，被大法庭取代，而現在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權素養、對罪刑法定主義的堅持、對權力分立的謹守，也早不同於過去，對粗糙立法的補漏，司法不再假裝有什麼法律漏洞都能修補的洪荒之力，而是堅持法律解釋有時而窮的謙卑姿態。
認真審議終結實務災難
筆者所舉洗錢、組織、毒品等，都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如社會安全網的立法充實，也都期待國會以新文化去認真審議，尤其這些刑事法案，都攸關眾人的身家性命與財產，立法稍有不慎，就只會製造更多問題。真心期待國會能建立起「專注立法本業，近乎苛求」的國會新文化，確實改善立法品質，檢討立法技術，別讓修法衍生的實務災難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