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彥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張宗坤／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
在全球感染人數超過台灣人口、死亡人數突破80萬大關的此刻，台灣有效且顯著的防疫成果，讓人們得以維持正常的生活步調。為何台灣防疫得以成功？除了指揮中心即時確切的指示與行動外，台灣人民對於科學防疫的社會信任、及其伴隨而來的社會動員，或許也是成功的關鍵。
近來指揮中心與彰化縣政府之間的矛盾，卻讓這份信任蒙上了陰影。彰化縣衛生局自今年5月起啟動居家檢疫者篩檢的政策，並在8月驗出第485例新冠肺炎的無症狀患者。此舉雖順利擋下患者進入社區，卻也引發指揮中心的反擊。除了交付政風處進行調查外，衛福部長陳時中也批評，地方「多做一點」將會「壓垮醫療量能」；基於重症人數稀少的事實，專家小組委員李秉穎甚至宣稱「完全不相信台灣有病毒」的存在。
在公衛醫療專家的政策辯論之外，社會更沿著藍營與綠營、中央與地方、普篩或檢疫，以及科學或政治優先的軸線，形成難以溝通的壁壘。指揮中心的支持者不只蔑稱支持普篩的人為「普篩仔」、批評彰化人全是「藍營支持者」，更揣測台大公衛學者「圖利試劑廠商」，一切矛盾全是藍綠惡鬥、學閥爭權所引發的風暴。
在這樣的分裂中，我們不只難以理性地評斷各種篩檢政策的可能貢獻，恐怕也將抹消指揮中心對於不同防疫措施的嘗試和努力。自患者在台灣現蹤以來，指揮中心及早確立了「入境者與接觸者居家檢疫14天」的防疫策略，避免疫症的大規模爆發。然而，檢疫政策並非絕對，針對國內外疫情的動態發展，官方持續調整著防疫的措施和腳步。除了保留像是「短期商務人士經自費篩檢者得縮短檢疫期間」、「外國使節免予檢疫」的彈性空間，近來更因多名菲律賓來台人士確診，進而設定「自菲來台者全面採檢」的特殊要求。
應該反思的是，當前各種攻擊彰化縣衛生局的說法，是否可能反過來約束甚至降低防疫政策的彈性呢？簡言之，若以批評彰縣府的標準，審視上述這些指揮中心放寬檢疫或類似普篩的決定，這些政策恐怕都將因反對普篩的聲浪而窒礙難行。如何以有限的經費和人力，促進台灣全體人民的健康，避免此地陷入大規模爆發的公衛危機？過早否定擴大篩檢的作用、大肆抨擊核酸檢驗的可信度，恐怕只是讓指揮中心的決策選項更趨窄化，更難以在快速變動的疫情中調整腳步。
正是因為疫情變化迅速，指揮中心遠不止需要科學或政治知識的協助，人文社會學科對於戰爭的分析與批判，亦有助於改進當前的防疫措施。「防疫視同作戰」的隱喻，使得指揮中心事實上形同戰時指揮系統的核心：防疫需要統一的「指揮」，各方的「服從命令」，透過「徵召」、「調度」和「動員」人力與物力，才能防堵「缺口」的存在。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在醫界召開的新冠病毒檢測研討會上，直覺地將指揮中心與公衛學界的矛盾比擬為「八二三炮戰」，即是顯例。
然而，當防疫越趨近戰爭、社會越逼近緊急狀態，環繞著防疫政策的討論，也越來越像一場「內戰」——支持普篩或支持檢疫，成為人們彼此仇視的根源。人們偏執地以恨意揣測彼此發言的動機，再以恨意回覆他人的仇恨言論。恨意的循環為戰爭拉開了序幕，不同立場者越難以容忍彼此的存在，社會分裂得越深刻。如此一來，指揮中心也只能跟著選邊站，在疫情真正緊急時，也更難以提出「逆時中」卻有利整體社會的對策。台灣引以為傲的防疫彈性與韌性，終將隨著社會信任的消滅，跟著消失無蹤。
比起「防疫視同作戰」的口號，我們認為應以「防疫即照護」的理念代之。不只要避免讓輿論陷入科學或政治的對立，指揮中心更應勇於挑戰社會上「順時中」的風氣，回復過往防疫措施的應變能力，以照護的邏輯修補社會因針鋒相對而殘破的信任。
比起殲滅病毒，防疫其實更像是社會整體的日常保養或養生保健，需要了解自身體質、汲取保健知識，藉由長期的保養實作，打造我們期待的健康體態。照護是為了修補我們社會的內在分裂，找回大眾間的愛與關懷。畢竟疫情之後，不論支持普篩或支持檢疫，台灣的全體居民始終還是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裡，當下正應是我們照料彼此的關鍵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