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信漢／教師
2020年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享耆壽辭世。
近日網路上出現許多關於李登輝的評論，功過正反都有，這些論述雖然也非常重要，但還不是最讓我感興趣的部分。由於對政治訊息的長期關注，也曾拜讀過他的書籍，所以自身對李登輝亦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不論任何評論出現都很難更動我的看法，我內心自有一把尺評論，敬佩！
他的功過評價對我而言，雖然已有難以更動的看法，但是他的人格養成、精神形塑、思想脈絡等這些方面，卻是我認為難以用一方言論以蔽之的部分，甚至我認為這些部分沒有標準答案，能用不同的對話與詮釋來衝突、來融攝，探討究竟是哪些因素及養分就造如此的他，一個歷經大時代的大人物，這才是最讓我感興趣的部分。
或許正是這幾個部分沒有標準答案，所以對照李登輝的那句名言更顯貼切──我是不是我的我。
如果涉獵過哲學，我想對於這段名言的理解應不至於太偏離。但從這段話的脈絡來解讀，或許可以想像那是一個不斷拆解、重組、再解拆、再重組、又再解拆、又再重組……，一個無限循環重組的過程。它沒有絕對定義，自身更沒有框架與束縛，但整體運作發展又並非空虛而毫無中心思想。
上面談的東西似乎過於空泛，舉個例子來談，不少批評者總會說李登輝是日本人，進而從國族認同角度來質疑他是台灣人。然而李登輝也絲毫不迴避在日本殖民時代曾有過的認同，但那畢竟是大時代的悲劇，有時候其實是自然而然的順應而為，重點在於李登輝並沒有對於身分認同而糾結，也並沒有為了身分選擇而立下絕對的對錯答案；反之，當時的許多台灣人卻為此而深陷苦惱──當台灣人，註定比日本人還不如；當日本人，不見得得到日本人真正認同；當中國人，早在甲午戰爭後而被割讓踢出。上述對於身分認同的糾結，日治時期台灣客籍小說家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角，就是最典型形象刻畫，其他類似糾結心理的文學作品就不一一細舉。
在我的解讀看來，身分認同的「絕對選擇」對李登輝來說，應該不是太高層次的核心問題，因為不論他個人如何選擇，任誰都無法改變大時代的環境，但他認為可以選擇往自我內心來精進，那是看得到且是好的轉變，所以李登輝年輕時喜歡閱讀哲學，時常思考自我的存在價值，持續至老年也仍保有大量閱讀習慣，這是檯面上政治人物幾乎少有的習慣，不能否認這是我欣賞李登輝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他喜歡閱讀與思考，只要是他覺得好且有興趣的論點，他都會去選擇嘗試接觸，用以啟發精進內心的美善，正因如此他才會接觸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雖然這是他日後時常被批評的論點之一，但也如同早先我曾提過馬克思最初始的理論頗具理想化，所以李登輝真正深入的是馬克思社會美善理想，故而用變質走調的集權共產概念去看待李登輝，也著實不貼切。
正因為「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李登輝不會用世俗表象的框架來束縛自我，只要他內心認為是好的，可以讓自己精進的，都可以是他汲取融攝的元素。所以出身台灣人的他，在當時可以認同身為日本人的傾向；在那時可以同時接觸馬克思，探索理論精義；在彼時亦能投身加入外省集團強勢主導的國民黨，而他亦曾遭到國民黨迫害；在這時又能堅定台灣土地及人民的主體價值。只要是正確和有益的事情，並不需要劃地自限，所以他能夠無限的拆解又重組，但他能夠有這樣的廣度與接納性，大量閱讀與哲學省思的習慣亦是其中關鍵。
也有人說他不斷轉變立場及身分，只是為了貪圖自身的利益與權勢，這樣的質疑角度不能說無理，但是對照現今下野的政治人物及黨政高層，在李登輝身上似乎看不太到直接利益自我的一面。既然不能利益自我，那為何要不斷的轉變立場及身分，他究竟圖什麼目的？若是一味直接地說是為了台灣人著想，即便我高度肯定李登輝也不免覺得這說法太鄉愿。
我看到有學者從「超克」論述來談李登輝的人格特質，這是讓我覺得喜歡且接受的社會脈絡。而「超克」一詞簡單說即是「超越與克服」，這是194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所提出，簡單說即是一種試圖超越西方束縳，克服自我困境並精進，試圖確立並尋找日本的主體性。
先試圖從我的認知脈絡，簡單爬梳一下日本為何會有這樣的氛圍形塑，可以說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不論在科學研發、工業技術、及軍事實力等各方面，日本在19世紀中葉開始至二戰這段期間，可以說是從傳統舊社會跨越到文明進步強國的重要階段，不僅國力遠遠甩開清帝國，與俄國競爭相較下亦不輸。然而日本維新後搖身一變的強國面貌，自然也吸引清帝國的光緒皇帝等人呼喊發起維新改革，當然光緒主導維新百日未竟，卻也讓部分清國大臣注意西學的重要性，而清帝國貫徹效法西學的對象，很多方面就是直接從日本來做初步仿效，畢竟都是東方國家，隔閡上較不似直接取法西方國家來得大。
從以上觀點來看，日本自從明治維新開始躍身世界強國以後，自然明白自己在亞洲的重要價值，甚至可以說整個東方國家都在看齊日本，這說法並不浮誇。但是日本也明白，他們之所以能強大就是學習西方，如果日本想要當亞洲或東方國家的霸主，一定要有自身元素、價值、精神來凸顯，不要事事樣樣都必定經由西方，日本若能逐漸擺脫西方束縛，自然更有立場及份量來穩固東方，甚至能強大到與西方分庭抗禮。
然而當這些元素與社會氛圍、國族情緒及軍國主義的強勢搭配下，後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戰爭計劃，甚至是偷襲美國珍珠港的行動會發生，自然不難想像，就是一種民族自信想證明自己卻激進過了頭，甚至無法回頭，談到這裡不覺得和近幾年的中國很像嗎？這部分很複雜且冗長，這裡暫不細講。
先將主題拉回到李登輝，李登輝身處在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會受到那個時代的氛圍所影響，自然是可以想像的。但也或許是李登輝求學時代的哲學涉獵，他內心所追求的超越與克服，應是一種形上價值的超越，一種生命依歸的克服。所以，他練習劍道與大量閱讀，透過實踐與思索來追求一種價值上更好的自我，為了精進而讓自己刻苦，一但苦過就能克服，若能克服便能再超越，那是一種生命意識的無形提升。
你會發現，當我在嘗試用「超克」來詮釋李登輝時，我一直將「閱讀」與「哲學」來緊密連結，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換個角度來說，如果在李登輝的人格成長中，若是缺少了「閱讀」與「哲學」，那麼李登輝的「超克」將會建立在形下層次；更明白地說，李登輝形下層次的超克或許就不能避免走向國族情緒與軍國主義的層次。所以終歸來說，從哲學思維引領下的閱讀與精進，李登輝內心追求的超克層次，應和世俗多數人想像的不一樣。所以他是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其實這根本沒有討論的必要，因為那些都是形而下的論述與思維。
再換個角度談，因為歷經大時代與內心的淬鍊，在整體生命結構來看待的內外形塑上，部分「年長」的日本人認為能在李登輝身上看到「武士道」精神，那是在現今日本社會都快要逝去的元素。然而日本當時明治維新的成功，自然不能排除與武士道精神的融攝，因為他們內部社會在新舊交接之際亦有不少衝突，但是當文明新時代的榮譽感愈被操作激化之時，更清楚看到的是為了凸顯大和民族價值而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要釐清的是，武士道的精神層次與生命存在價值緊密連結，但與國族情緒的激化是完全無關，如果看過電影《末代武士》便能感受其中。所以李登輝才會說「我是不是我的我」，如此饒富哲理意境，不斷挑戰、推翻、超越、克服，我是什麼樣的我還重要嗎？別人眼中的我是什麼我還重要嗎？
李登輝執政過程中，在體制內合法與政敵交手的過程雖然精采，但我比較在意的是他透過這些手段與過程，慢慢形塑出一個價值主體，他將主權與土地連結的定位漸漸釐清，因為邏輯路線明確而很難走回頭路。意即將主權與土地的連結從「國共關係」，提升到「兩岸關係」，進階再上升到「國與國關係」，從世代屬性及人民意向來看，這條路線是走得愈來愈明確，可以說沒有經歷過哲學思辨訓練的人，國家定位及路線的推動進行很難如此明確且順利。
李登輝在人生後期曾提出「新台灣人」的概念，這個概念有明確定義嗎？如果從「我是不是我的我」的觀點來看，這是可以不斷被提升、更新、美善的，我想或許這也沒有明確答案，如果硬要在這概念中找出一個共鳴點，那應該就是讓這塊土地的人民能更好，而這更好必須要擺脫物質欲望的形下層次來思考，如此才能回歸到內心生命的依歸，或許離這概念會更接近了吧。
最後，李登輝是凡人而非神，他也會有內心難以克服的東西，所以基督信仰在他的人格特質形塑中，我相信也佔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為了不偏離主題，這部分在此就不細談，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