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作家
1996年，遠流要出版李登輝的《經營大台灣》，當年負責執編這本書的簡正聰邀我幫忙寫了一篇李登輝的小傳。那時自認為對台灣歷史累積了一些認識，尤其曾經用心探究過我父親（1929年出生）那一代人所活過、經歷過的時代，也就沒有多考慮什麼，拿起筆來，很快就寫好了，由出版社送到總統府裡去。
沒有多考慮什麼，也因為那就只是一份初稿，送進「大內」一定會被改得面目模糊吧？改定發表時，也不會掛我的名字，純粹幫老朋友一個忙，讓他可以不必接受總統府祕書寫的那種乾枯八股文章。
出乎我和簡正聰意料之外的，文章回來了，幾乎完全沒改，而且李登輝總統透過出版社約我見面。在官邸見了面，他很驚訝又很困惑，他認出我曾經因為得過「吳三連獎」，在頒獎典禮上和他見過面，還聊過天。但那時候我是寫小說的楊照，因小說作品得獎，怎麼會和幫他寫小傳的、應該是台灣史研究者的同一個人？
跨越不同情境見證台灣
我知道讓他更困惑的，是我的年紀。那年我33歲。他誠實地說，他以為我至少應該要有60歲，不然怎麼能準確寫出小傳中的那些細節。他很驚訝我文章裡提到，他們家是三芝的碾米行，那個時代碾米行在農村中很重要，往往同時有小型金融放貸的功能。他很驚訝我寫到碾米行其實是日治時期金融體系的神經末梢，讓他早早接觸了農業經濟，而且是第一手的觀察體驗，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
他很驚訝我不只讀過他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農經論文，還讀過他美國指導教授的著作，在小傳中指出了他的學術傳承。我還挑出了他的一篇關於台灣肥料運用的論文，在文章中暗示這篇文章是為了解釋戰後混亂局勢根本原因而寫的，真正有心要了解「二二八」的人都應該要讀、要參考。
我盡可能誠實地交代這些知識的來歷。最深刻的動機，是因為我想弄清楚死於「二二八」的外祖父（出生於1915年）和我的父親，究竟生活在怎樣的一個台灣，而李登輝的年紀剛好在他們兩人之間。而讓我能夠確切進入他們那個時代的，有我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到的一大套台灣銀行研究室所整理的台灣經濟史叢書，我幾乎仔細讀過了其中的每一本。我更幸運能遇到寫《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的劉進慶先生，從閱讀和交談中，得到了關鍵的啟發。
那天晚上，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台灣史研究上的話題。李登輝總統終於對我寫的小傳提出了一項修正──所有的傳記資料都說大戰時期他在日本就讀京都大學，但實際上他被迫參加了預備軍官訓練，很長一段時間是以軍事身分被派回台灣。然後他笑笑說，這種細節在小傳裡不必改，因為現在沒有人能了解了，也沒有人會在意。
我一直記得他說那句話的表情，也一直記得他那天的談興。他走過很長的一生，重點不在97年的時間，而在跨越了那麼多不同的情境，見證了那麼不一樣的台灣。他應該還是很希望有人會在意那是什麼樣的台灣吧？他也應該會希望環繞著他的病室的，不只是這些簡單、粗糙的叫囂，空洞的探視報導，而能夠有人願意認真了解他走過的旅程，藉由他的旅程看到台灣這百年歷史不可思議的複雜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