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特派員：何雅雯／韓國西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台灣因為防疫積極、準確，所以各級學校只有延後開學，以及部分課程曾經短期改為線上進行，基本上這個學期師生都還是得以面對面，在教室裡完成課程進度。韓國因為疫情爆發得早而嚴重，整個學期的教學等於全面搬移到網路上了，雖然中小學生一度可能恢復實體上課，但也就是曇花一現，因為疫情二度爆發，還是回到線上教學。
教材影像化耗費太多工
我這學期有3門課，研究所的文化研究敘說，大學部的中文會話、華人世界的理解。研究生人數少，情況比較單純，利用的是在台灣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Zoom。韓國人並非不知道這個軟體的安全疑慮，但因為3月中就必須線上開學了，首爾大學、延世大學等校已經以校為單位購買，我們學校則是任課老師個別申請，在Zoom的資安問題浮上檯面時無法回頭，只能彼此提醒，做好各種安全防範措施。
這一班有兩個中國學生，我特別問過她們是否顧慮安全問題，畢竟我在課堂上總是討論各種中國境內不能閱讀的文獻或主題，中國學生若不能毫無顧忌地參與討論，也就沒有意義。學生們思考的結論是，還是照舊吧！對她們來說，安全問題不是換一個軟體可以解決的。
選課人數多的大學部課程，我就利用學校系統，事先在上課用的PPT簡報中錄進我的解說，轉成影片，上傳到學校的Cyber Campus，設定好觀看期限，系統會自動計算學生是否看完了完整影片，期限內看完的算出席，沒有看完的算遲到，閱覽比例更低的就會被判定為缺席。當然這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學生們在電腦上放著影片、自己拿著手機去做其他的事情，老師們也無從查核。
對我來說，每星期都在與下星期的錄影檔案糾纏，把原來單純給學生當教材的文字檔案視覺化、影像化，在大家下班後、比較安靜的夜間時段關在研究室裡錄音、轉檔，離開研究室通常都晚於10時了，比原來的上課方式更累，卻總是覺得很虛無：花這麼多時間，還是難以確認學生的學習情況。
會話課本來都是在教室裡，我在西江大學韓國語教育院學韓文時，一邊研究了我的韓文老師們如何教學，轉化成中文會話課堂上的各種遊戲和活動。但是線上上課，這些現場練習都受到限制，只好改成大量的影片和作業。例如這學期有一個主題是醫療，本來的設定是讓學生們出國留學時能夠自行上藥局買藥、去醫院就診，這學期就模擬各種COVID-19的應對，從防疫措施到洗手戴口罩，以及懷疑自己感染了該如何打防疫專線、用中文求援等，利用疾管署的防疫大作戰系列影片，也算是宣揚「Taiwan Can Help」。
另外一門華人生活的理解，談「兩岸三地」為什麼成為兩岸三地、為什麼走上不同道路，2013年以來幾次開課都驚心動魄，遇上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以及去年下半年的反送中，加上台灣總統大選。因為這通常是整個學期全校唯一全程中文授課的科目，選課學生比例向來都是韓國學生佔五分之一，中國學生佔五分之四，沒有辦法在教室裡互動、即時掌握學生反應的狀態下，報告和作業裡就充斥著各種身為台灣人懶得理會、身為教師卻必須周全論辯的內容。
改作業逐筆注明原出處
因為這些報告、作業也都透過網路進行，所以我得在學生繳來的檔案上，對學生抄襲的每一筆資料一一注明原出處，對他們大量引用的中國官方說法一一找到數據或邏輯上的問題辨正，批改每一份作業所花費的時間，大概都超過這份作業產出的時間。甚至，中國學生會在學校的提問系統裡說，疫情之初，中國政府沒有否認人傳人、當時證據不足以證明人傳人，並提出各種中國媒體報導佐證，還會反問「中國政府撒謊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而我就必須從「李明亮」這個名字開始，解釋「隔離病房」的意義，還要討論「中國」、「中國政府」、「中國人」的差異，以向學生說明，「對自己有什麼好處」中所謂的「自己」與「好處」，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就會有不同的答案。
接下來全世界的疫情會怎麼發展，還未可知，說不定多數區域都要長時間採用線上教學。除了珍惜並確保可以在教室上課的防疫好成績，教育現場的朋友們也要有所準備。「線上教學」當然不是把課堂平行移動到網路上而已，網路固然有其優勢，但也需要很多先決條件配合：學生必須有更高的學習動機，教師必須更充分、更靈活地解說，在「網路課程」的本體之外，需要更多的回饋和互動，以彌補即時論證辨難的不足。
尤其，無法面對面解開衝突或疑惑時，必須時刻對師生的權力關係保持警醒，對鄉民、對五毛小粉紅可以甩的巴掌，得節制情緒，尋找更有效率的回應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