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思齊／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當一個政治社會歷經由威權至民主的轉型後，對過去不公不義情事加以審視與矯正，我們稱為「轉型正義」。考諸東歐、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國家轉型正義的案例，其推動的不外乎對加害者的審判、對受害者的賠償，還有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對不義財產的重新處分，卻顯得困難重重。
世界上對不義財產的重新處分，比較成功的案例大概只有兩德統一後，設立「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財產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東德共產黨的財產，以及南韓政府以《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歸屬特別法》（下稱《親日財產歸屬法》）的立法，成立親日財產調查委員會，收回親日派人士不當侵吞財產的兩個案例，顯見其困難度之高。
為何對依靠不義手段而累積之財產的重新處分與清算會如此困難？這主要與當代保障財產權的法律原則以及憲法體系有極大關聯。從我國憲法法庭將針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及《政黨及其隨附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不當黨產條例》）是否違憲的言詞辯論重點，亦可得知一二。
韓國專法未違憲可借鏡
根據司法院新聞稿，在6月30日當天，憲法法院將分別針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組織以及職權、《不當黨產條例》是否違憲，進行言詞辯論。而違憲與否的重點則在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若以法律位階規範之《不當黨產條例》來處分財產，是否違反「憲法保留之事項」原則？此外，《不當黨產條例》是否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而對不當黨產還有附隨組織的定義不清，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當黨產又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而其範圍是否超出立法目的，進而違反「比例原則」？
基於《憲法》對財產權的保障，還有為維持法律體系穩定的信賴保護，使得民主國家針對威權體制下不義財產之追討，顯得困難重重。然而，與我國的《不當黨產條例》同樣遭遇過是否違憲之困境，韓國的《親日財產歸屬法》最終卻被「韓國憲法裁判所」認定並未違憲。理由概要如下：
一、依《親日財產歸屬法》所定之親日財產之取得、贈與等原因行為時，若溯及既往，該財產當然為國家所有。二、憲法裁判所做出親日財產之溯及國家歸屬，不違反「消極立法禁止原則」之判斷。三、依據本案件的法律條款達成之公益可說是非常重大，以此，本事件之法律條款並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四、考量本案件法律條款體現之正義，立下民族正氣，體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三一運動的《憲法》理念時，無法主張本案件法律條款違反「過度禁止」原則，侵害提請申請人之財產權。
從韓國憲法裁判所的判決要旨來看，前述的幾項「立法禁止原則」，仍舊是維護法律體系的根本原則，不然也不會大費周章說明《親日財產歸屬法》並不違反上述原則。這個判決要旨中最重要在鋪陳：遵循這些立法禁止原則的目的，是為了要保障更為重要的法益。而對韓國憲法裁判所來說，那就是大韓民國《憲法》的制憲精神。
在目前大韓民國（第六共和）《憲法》的序言中提到：「……大韓國民，繼承了三一運動建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法統，和抗拒不義之事的四一九民主精神，……。」
而在第一共和時期的韓國制憲《憲法》中，除了也提到繼承了三一運動建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法統之外，甚至在制憲《憲法》第101條規定，國會得針對解放之前惡質的「反民族行為」訂立處罰的特別法。也因此，對韓國憲法裁判所來說，親日財產調查委員會乃是承繼1948年成立，1949年被迫解散的「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的職責，完成其制憲當時的未盡之工。
韓國的案例，給我們的啟示在於：民主國家的違憲審查，最終還是得從是否合乎《憲法》精神來判定。若從立憲精神觀之，在我國《憲法》第7條中規定：「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顯見我國的制憲精神之中，並未曾獨厚單一政黨。是以，我們必須面對，同時也必須跟人民說明，為何特定政黨會有如此龐大的黨產，以及會有如此多的附屬事業。
而若時至今日，我們已認為，光是「財產來源不明」就可以成為處罰公務員之依據，身為民主國家的政黨，還有依附政黨而生的為組織，更應說明與解釋其來源不明之財產，同時還須適切處分其以不公義的方式所獲得之財產，方能實現更完全的轉型正義。
不過，法律方面的相關攻防戰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的過程。最終，轉型正義是否能夠得以實現，依靠的不僅是需要符合正當的法律程序和符合立憲精神，更重要的是必須獲得當前政治社群的普遍認識與共同支持。考諸各國經驗，唯有民意的支持，才能推動真正的轉型正義。也因此，30日憲法法庭的言詞辯論，值得所有台灣民眾的關心與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