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志／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助理教授
2020年5月25日美國非裔公民佛洛伊德（Floyd）遭白人警察以膝跪致死畫面，經社群媒體瘋傳，迅速引爆全美各地大規模示威抗議。此一事件究竟是白人警察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亦或單純警察暴力？筆者認為，恐係美國警察文化與制度使然，值得我國借鏡深思。
首先，警察事務在美國屬於州地方事務。警察的甄選、訓練、懲戒、武器、裝備、政策、勤務等事項均由各州自行辦理，如非特殊情況，聯邦政府甚少介入。而全美有18000個執法單位，小至10人以下的市警局，大至美國紐約市警局擁有35000名員警，均屬一個單位。全美各地警察局囿於其地方政府的政治和預算因素，產生執法標準不一、執法程序無法落實法律保障的現象，實是美國地方分權制度下的產物。
再者，美國是由移民組成的社會，人口高度城鎮化，全美19429個城市，人口超過30萬者只有64個，占總人口數16%；人口低於1000者有9361個，將近50%，筆者認為，警政治理模式依其城市規模有很大差別。人口低於1000者，多數仍採政治干預警政，警察的權力來自市長等政治人物，警察平日最大功能即是維持秩序，對於外來或流動人口常以行政調查等治安手段加以嚴防。
人口超過30萬者，在治安管理上多採專業化警政，強調警力集中和快速反應，同時，為維持警察中立，將警察自社區抽離，改採車巡，但此一做法容易造成警民關係疏離，警察無法真正了解社區問題，也無從得悉民眾需求，從而1980年代晚期出現社區警政，強調警察必須重返社區，重建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建立良好警民關係，警察的任務不單是打擊犯罪，更必須照顧到社區的弱勢族群。
1920年代美國犯罪學界芝加哥學派Shaw和Mckay的社會解組理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說明了外來移民居住的地方因人口流動率高，鄰里關係薄弱，難以產生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犯罪偏高。此一理論說明了非裔人口較白人容易犯罪的可能。為解決治安問題，1979年犯罪學者Herman Goldstein創建問題導向警政，此一思維導引了都會警察採取20／80法則，鎖定人口數較少但容易犯罪的族群，以達降低犯罪目的。
除此之外，全美64個超過30萬人口的城市，其治安策略大多延續紐約市警局的「破窗理論」和「犯罪零容忍」政策，將預防和偵查犯罪的重點擺在社經地位較弱勢的非裔、拉丁裔或外來（移民）人口，以致警察暴力層出不窮。資料顯示，2019年占全美人口14%的非裔，每10萬人有超過1000人在監，對比白人占60%人口，但每10萬人僅約200人在監，非裔在監的比率高出許多；更嚴重的是，2019年非裔在超過1000起警察開槍致死案件中占比超過23%，顯見美國警察針對非裔進行盤查、拍搜、拘捕和使用致命武器的比率偏高，警察有種族歧視的印象深烙在非裔人民心中。
筆者認為，佛洛伊德之死，必須放在美國警察文化脈絡下分析，方可知其因果。上述美國犯罪學、警察政策影響美國警察文化100多年，美國社會應把握此一關鍵事件開啟的改革契機，在制度、政策和法律面向上重新塑造美國警察文化，方能兼具治標和治本，因而筆者建議如下：
首先，制定全國反種族歧視法律。聯邦和州應明確立法，嚴禁美國警察以種族（膚色）、宗教等因素發動臨檢盤查，各州須實施反種族歧視課程，聯邦政府可將預算補助做為政策工具，協助州和地方警察機關建立反歧視機制，司法部也應制定通報機制，要求各州通報調查活動。
第二，美國警察文化必須擺脫軍事化思維。聯邦和各州須加強警隊法律和人權教育，避免濫用武力，尤其使用武力須有全國一致標準，縮小致命武器使用範圍，以符合比例原則，並確保民眾在警察羈押下之生命和身體安全；同時，有鑑於明尼亞波利市警察局容許員警使用鎖喉執法，影響生命權益甚大，執行毒品搜索亦容許未敲門即破門而入（no-knock warrants）的方式 ，兩者均應立法禁止。
第三，建立美國警察文化之課責機制。修訂美國刑法法典（18 U.S.C. 242），將警察出自於故意（willfulness）傷害民眾的「故意」改成「故意或過失」（knowingly or with reckless disregard）。如各州發生不當執法案件，美國司法部應積極介入調查，不可因政治因素迴避。各州司法廳亦應獨立調查，確保失職同仁負起責任。對於問題警察，應建立全國性資料庫，避免其遊走全美各地，藉以逃避責任。聯邦政府亦應補助各州警察局購置勤務用側錄器（body camera），做為執勤標準配備，以防類似案件警察和民眾各執一詞，最重要的，錄影可做為判斷現場的科學證據。
第四，美國警察文化須加強倫理檢核機制。各州郡市警察局須及早建立問題警察預警機制，如民眾投訴達到一定次數，警察局必須針對個案施以輔導或停職調查，同時，加強員警倫理訓練，要求對同僚違法或濫權行為，除須現場阻止外亦負有舉報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