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瑜／法律實務工作者
最近關於精神病患犯罪的議題，隨著新聞事件又被炒得沸沸揚揚，司法精神醫院的建立又成為熱門話題，但該醫院係供罹患精神疾病犯罪後監護處遇，亦即意謂已有人不幸被害，而精神病患已變成為犯罪者受刑人，如果所謂社會安全網能即時接住，何以墮入犯罪的深淵？
社會安全網要做得多大、網孔要多細，端視要承接的人有多少。依衛福部民國107年所提出社會安全網計劃，針對貧窮、失業、毒品犯罪、自殺、精神疾病、藥酒癮、兒少偏差行為、家暴兒虐、家庭問題來構築防衛體系，可謂包山包海。
單從衛福部心口司民國107年度之統計，全國各地一級至五級照護之精神病人收案量為14萬1385人，曾發生自傷傷人或發生之虞的嚴重病人通報計有1232人，強制住院718人，強制社區治療51人，其他463人是否都有自願住院治療，並未可知，但可以確定民國107年度有將近四分之一收案精神患者無法訪視（包括面訪未遇或電訪未接聽），無從清楚掌握現況，但如果了解投入執行的人力及預算，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
全國於民國107年從事保護服務之專職社工人數達到歷年最高1萬5643人，服務比大約是1：1507，相對於日本的1：626、美國的1：511、香港的1：346，就會知道我國社工工作負荷有多沉重；若從各地負責公衛事務之衛生所人員民國107年每一衛生人力平均服務人數是5308人，更是從事不可能的任務。再從民國107年社會安全網所投入預算18.3億元，而衛福部心口司用於精神疾病防治費用僅2.32億元，依王婉諭立法委員統計，我國人均精神健康預算僅0.75美元，不及WHO會員國支出中位數之三分之一，在缺人缺錢的前提下，只會使安全網越破越大洞，加重第一線人員負擔，而形成社工離職增加之惡性循環，漏接的精神病患也會層出不窮。
在欠缺資源的現況下，惟有改變目前各地衛生局對於精神病患收案標準，才能把有限資源投注在高危險性個案上，目前收案精神病患個案中，最多數為思覺失調症，其次為情感性精神病，二者約佔72%，應針對是否有強制住院、是否為嚴重病人、有無病識感、病情是否穩定，是否規律就醫及服藥遵從性，以及是否自殺等危險因子，去分級規劃收案，以提升個案效能，避免人力資源耗費，找到真正需關懷訪視之對象，增加訪視強度。
另對於拒訪或三次均無法訪視或失聯者，如何加強與治安或醫療機關橫向聯繫，該啟動強制就醫機制即應發動，而非僅結案了事。此外，對於病患家人所應盡的協力義務及支持，亦應被強化。例如，《精神衛生法》對於嚴重病人要求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屬等互推一人擔任保護人，然而現況往往找不到家屬願意擔任，只好由村里長、里幹長或衛生局承辦人、社工充任之，根本無法達到日常生活中協助嚴重病人就醫或生活照顧之立法目的，當然亦應給予家屬適度的機構式或居家喘息服務，否則長期照顧精神病患的壓力會讓人只想要逃避。
目前我國6萬多名受刑人中有精神疾病者2633人，佔總體受刑人比例僅4%，把精神病患妖魔化，實無必要，而與其將預算與人力花在受刑人監護之上，不如將資源放在前端，讓該住院治療之精神病患得以住院，特別應注意強制住院制度之改革，是否完全轉移由法院裁定，所需審查時間是否符合急性精神病患之需求，以及因聲請程序繁瑣是否導致聲請強制住院個案降低；高危險個案適時得到協助，提升服務涵蓋率，都有賴公部門資源更多挹注，並橫向連結其他體系資源，適時滿足個案及家屬的需要，才不致使精神病患成為聳動的社會新聞標題，不再出現被害人家屬痛批司法不公的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