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作家
2018年，韓國瑜以89萬2545票數當選高雄市長，不到兩年，罷韓青年團體成功號召出更高的同意票數（93萬9090票），完成台灣民主史上第一樁直轄市長罷免案，讓人對台灣政治的活力與效率，刮目相看。
韓國瑜遭到罷免，原因當然很多：剛就任沒多久就參選總統，欠缺責任政治理念，此其一；接受市議員質詢時跳針演出「發大財」，坐實了「草包」的外界標籤，為其二；原本選市長時的吸睛政見（開採石油、愛情摩天輪、F1賽車、高雄迪士尼……）一一跳票，是其三；永遠不肯謙沖認錯，直到被罷免後仍認為這是「罷韓國家隊」的陰謀，仍篤言有130萬未投票選民支持他，這般無法挽回的地獄式人格特質，被罷也非常合理。
但如果我們把眼光稍微拉高，把思維往歷史前緣略作探進，或可得到另一個新的發現：罷韓，其實是更大的社會變遷行動之一環，雖是時間的偶然，但卻是歷史的必然，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暫且將這個變遷稱之為「青年新政治」的自我發現與肯證。
二次戰後，全球民主國家每隔幾個世代，就會催生出青年新政治的運動浪潮，即便各自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推波助瀾，但世代間彼此對「世界觀」（未來將如何發展而去，其優先價值又是什麼？）的決絕對立，卻是共同特色。當年，美國六○年代學生運動所揭櫫的黑人民權、言論自由與反戰主張，伴隨著搖滾樂、公路電影、迷幻藥、普普藝術等次文化的勃興，體現了年輕世代在父母框架外，追求自身價值與意義的集體反叛，這和在法國發生的六八學運與日本的安保對抗，雖有政治主張的差異，但究其精神本質，則有極大的相似性。
在過往的台灣，青年並不是政治運動的要角，雖然當年有野百合學運扣合了當時的國會全面改選運動，不少社會運動中也有大學生居中穿針引線，但他們並沒有在大選中，形成一個類似「團塊」般的可辨力量，扮演關鍵角色。
前年的高雄市長選舉，韓國瑜以異鄉人的身分，橫掃千軍萬馬，擊敗民進黨的陳其邁，甚且以其瞬間凝聚的超高人氣，帶動國民黨縣市長大勝對手。今日以後見之明觀之，或許有不少暗黑力量在網路動員中上下其手，但不可諱言地，當時民進黨執政的抽象化和例行化，顯現出老人政治的疲態，給了韓國瑜最好的機會，他的口語化政治主張（例如對北漂青年的喊話），攫奪了不少求新年輕人的選票。
反諷的是：當選後的韓國瑜，卻盡顯老人政治的各種驚世醜狀，而民進黨的小英總統從同婚專法開始，重新向年輕人靠攏，加上香港反送中運動引爆世代間的清楚表態，整個2019年，韓國瑜的聲望一下子墜入深淵，無法自拔。
青年的新政治，有幾個內在意涵：首先，它推舉某種純真的價值理念，青年人普遍不喜歡政治人物說一套、作一套，或者骨子裡運作著的父權規則的那一套；再者，青年人對生命政治高度敏感，他們希望人生的道路上人人都有權利做自己，沒有膚色、種族和性別認同的差別；另外，他們對象徵符號高度敏感，對事物有強大的美感好惡，譬如他們喜歡留白、鬆口氣的現代主義，卻對繽紛中卻空無一物的「中華民國美學」嗤之以鼻。
因此，當青年人要起來發動罷韓，不意外地就見到各式各樣文化創造性的運動方法（譬如高壓水柱刷地板或大樓壁面廣告投影），那種巧思與意在言外的諷刺，正是青年「政治化」的重要認同來歷，和香港運動中的雨傘與防毒面具組合一樣。
青年新政治在現今全世界都正發揮著作用，2017年領導工黨贏得紐西蘭大選的女總理傑辛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當選時才36歲，而芬蘭去年底新就任的女總理桑娜．瑪琳（Sanna Marin）就任時34歲，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當年法國總統馬克宏能從一個亂集團中脫穎而出，其主因也是他的年紀（39歲）加上他所創的一個讓人充滿想像力的新政黨「共和國前進」（La Republique En Marche！）。
台灣青年的政治化，約略是從洪仲丘事件與318學運後開始，透過網路與社群媒體，他們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韓國瑜短暫地趁風而上再重重落地，然而，年初大選獲勝後，執政的民進黨似乎也並沒有全然認可這股趨勢——520老態龍鍾內閣的就任，就讓人隱憂日後將有動盪，幸好民主可貴之處，就在於隨時都有機會撥亂反正，這是台灣在華人社會裡獨有的幸福，雖然不免苦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