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去年競選期間,韓國瑜曾經控訴國家機器動得厲害,說自己座車被裝了追蹤器,後來,高雄市政府官員面對議員質詢,竟回答監視器是在「有跟沒有之間」,讓人記憶猶新。
目前,對於市長罷免案,這種「實質問題」變成「哲學問題」的橋段又回來了,韓國瑜雖然拍了影片,告訴大家他要冷處理,不過,從工務局速拆罷韓看板,教育局指導投票所設置開始,整個高雄市政府包含民政局、警察局、財政局、新聞局在內,卻是動得厲害,這讓各界開始納悶,在冷熱交替間,韓國瑜究竟在盤算著什麼?而把這場罷免案帶上「罷與不罷之間」,對他真的有利嗎?
其實,韓國瑜這種遊走在「有無之間」的風格,向來不令人陌生。從他擔任市長,旋即對總統大位表現的曖昧態度來看,韓國瑜原本就是以「選與不選之間」,來開啟他的任事邏輯。
原來說,給他6個月治好淹水,現在變成要給他2年;原來說,要去太平島挖石油,後來變成沒有白紙黑字;原來說,要蓋愛情摩天輪,卻又推給中央卡韓——於是,在「治與不治之間」、「挖與不挖之間」、「蓋與不蓋之間」,韓式作風從個人特質蔓延到市政推動,市民的不滿意度當然隨之升高。
不面對問題展現神邏輯
若探其間,讓高雄市民決心罷免韓國瑜的首要因素,就是他放棄高雄跑去選總統,不過,說實話,在台灣選舉史上,任期未滿便轉換跑道的大有人在,韓國瑜的問題在於,他既不放棄總統夢,又給了市民一個「平日在高雄、周末去競選」的含糊說詞,對於市長一職「當與不當」的態度,說穿了,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韓式態度,而這正是點燃市民怒火的真正原因。
韓國瑜長期不願面對問題,進而展現的「神邏輯」,最著名的,當然就是他首創了選舉期間的「蓋牌」之術。即使知道自己已處於劣勢,當時的韓國瑜還叫他的支持者不要表態,然後把選戰打得越來越辛辣。只是,想用話術來掩蓋真相,並藉此進行動員的風險在於,那些原本就不喜歡他的選民,更可能加強對他的討厭力道,事實證明,「討厭韓國瑜」不但最後真的勝出,甚至還創造了小英總統的歷史最高票。
所以,面對罷免,韓國瑜必然知道,減緩「討厭韓國瑜」這個讓他曾經敗選的來源,自是重要策略,而努力逆轉那種不負責任的韓式態度,更為重中之重。然而,罷免作為一種負向的投票行使,是一種公民對公職人員「不信任」的權利表現,這對一直站在負面浪頭上的韓國瑜原本就極為不利,沒想到,在罷免案成案後,韓國瑜自己卻選擇延續一貫作風,在冷處理罷免案的表象外,除了再次複製「蓋牌」創舉,也同步「冷處理」了市府官員,乃至於國民黨黨部、立委反罷韓的積極作為,而將罷免案帶上了罷與不罷之間。
從過去經驗來看,韓國瑜應該又明白了,他有可能再次處於劣勢,而韓式作風的再起,想當然爾,當然又會為「討厭韓國瑜」加柴添火,因此,可以再次預見地,這場罷免案對他將是極為不利。
不過,罷免過程畢竟有別於選舉,這些討厭韓國瑜的選民,不會像上次多是投到了蔡英文這邊,所以,「討厭韓國瑜」自然無法與同意罷免劃上等號,這也是各界對結果無法篤定的原因。然而,身為選民,其實可以再想想的是,罷免,看似為一種負面表態,但從人權保障之意義來說,罷免權無異於選舉權、創制與複決權,都是台灣人民能夠依據《憲法》行使的主動權利。
制憲者超前部署的權利
我國《憲法》是按孫中山先生遺教所制訂,早在1936年的「五五憲草」,人民的罷免權就已被寫在裡面,即使到了1947年《憲法》公布,全世界當時擁有罷免權的國家還不到10個,說真的,制憲者比你我想得都還先進。韓國瑜在去年訪中時,曾高喊自己是孫中山的信徒,相信對於孫中山主張的罷免權不會陌生;不過,以他目前迴避罷免的態度,可以再次確定地,韓國瑜對中山先生也就是「信與不信之間」而已。
而做為罷免權行使主體的高雄市民,處在這個能夠擁有罷免權的民主國家,我們其實可以很有自信,面對制憲者早已為我們「超前部署」的權利,我們更可以昂首闊步、出門投票,並且沒有絲毫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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