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當新冠肺炎（COVID-19）在全球肆虐之際，香港的反《逃犯條例》（「反送中」）運動在近期仍有持續上升之勢，特區政府不僅悍拒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且利用「限聚令」打壓民眾的集會與遊行自由，顯然這是一個遠未結束的抗爭，然而近日北京卻在政協與人大兩會召開時，欲直接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形式強行表決公布港版的「國安立法」，為香港情勢添加不穩定的負面因素。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就國家安全自行立法的憲制責任，當九七後首屆董建華政府意圖於2003年強行通過相關立法，引發了當時超過50萬市民於7月1日的上街抗議，形成當代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分水嶺，是為「七一大遊行」的濫觴，同時改變了北京治港的策略與部署，從此「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的空間愈走愈窄，直接的干預則愈來愈多，不僅拖延民主化的進程，更逐步限制各種自由、凡事高舉「愛國愛港」的意識形態。
恐淪中美角力慘烈戰場
支持度低迷的董建華因此提前於2005年任期中間「腳痛下台」，隨後的歷屆特首也莫不以「時機與條件未成熟」為由，拖延相關的立法討論。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上台至今多次表示需要等待時機，顯然自知政治能量不足以處理「國安立法」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此刻的「國安立法」是裡應外合的產物，幾個月前坊間已經傳出北京將有相關的動作。在香港早已經有親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與團體炮製虛假民意，配合北京以全國人大為橡皮圖章於此內（肺炎肆虐、經濟震盪）、外（中美貿易戰）交迫的時間點，強行將理應本地立法的事項跳過議會與民意的監督，改以全國性法律直接在香港實施，為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泛民主派有可能取得過半的議席（即所謂的「35+」）預作準備，以控制局面、填補其所謂的「漏洞」。根據已知的訊息，相關法案將包括四大面向：
首先在防止分裂國家方面，明顯是針對「港獨」與相關分離／自決運動組織與個人畫下紅線、剝奪其政治權利，然而這界線將由北京因時因地而認定，充滿浮動與不明確性；其次，在防止顛覆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則主要針對泛民主派、民間非政府組織（NGO），乃至支聯會的悼念「六四」運動等，將中國大陸的維穩舉措進一步強化並延伸到香港；第三，防止「外部勢力」干預則強調減少英美為主的國際社會對香港事務的「說三道四」，甚至針對台灣以避免「港獨」與「台獨」的進一步合流；最後，將「反送中」運動污名化為恐怖主義行徑，藉此配合宣傳另類「真相」、從嚴打擊，以強橫的暴力來維持其抽象的國家安全。
如此撕破臉般不理會國際關注與香港本地民意的強大反對，欲短期內進行「國安立法」，將對香港的言論、新聞、學術、集會結社乃至宗教自由帶來極為負面的深遠影響。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憑恃與中國大陸的制度差異也將因此逐漸消退抹平，對投資與商業活動構成嚴重的不確定因素，亦不利中國經濟的持續開放與發展。
從國際政治而論，香港將淪為中美角力下的慘烈戰場，北京以「國安立法」對抗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 ，相互的叫囂與報復肯定陸續而來。在台港關係方面，即使沒有「國安立法」，北京也早已經操控香港的入出境政策，並且持續對媒體、教育與司法等領域進行干預。因此，台灣關心香港議題的學者、NGO與傳媒將面對更為險峻的政治風險，自我審查勢必增加，而人身安全也難以確保。然而，北京強推香港「國安立法」也有操作上的困難，例如越過本地自行立法的程序後如何確保預算、人員與制度上的配合？又如何平息勢必激起的另一波社會抗爭？
北京企圖一次解決困局
北京治港的思維決策模式難以用常理分析，總之更左、更強硬，企圖一次性的解決政治困局的同時，將賠上遠超過其想像的代價，在中國崛起之際盡顯其極度不安與失去耐性的一面。林鄭月娥政府面對後疫症時期低迷的政經困局，尚要強推國安立法，不啻是火上加油，一方面勢將延續與鼓動「反送中」的力量，另一方面塑造更不穩定的情勢，客觀上更持續架空特區政府的角色使其深陷正當性的危機，可謂愚蠢至極。
歷史將會記住5月21日，香港的百年基業與制度沉積，在「50年不變」的虛幻承諾下未及一半即破壞殆盡；對此香港公民社會需要沉著應對，台灣看似事不關己、隔岸觀火，卻怎能不在其中得到深刻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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