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警案無罪炸鍋】修復式司法的路，還很遠

游明得／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近日宣判的台灣嘉義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由於被告鄭姓男子涉嫌在火車上刺死前來執勤的員警，地院審理結果是宣判無罪，並宣告五年的監護保安處分。判決結果為「無罪｣，一時間引發各界的熱列討論。該案件自刑事實體法之被告是否行為時欠缺責任能力、是否應成立例外的原因自由行為；到刑事程序法中鑑定人的意見妥當與否、無罪但宣告保安處分的判決是否有上訴利益，是否應繼續羈押等議題都浮上檯面而受到多方關注。
 
如果仔細審視，不難發現公眾輿論的非難多集中在認為判決的「結果」對被害人的保護不周，進而正義無法伸張。這些意見是因為司法的天平性與人民對其應有的尊重與敬懼，早已被人民質疑所致。
 
這樣的情形並不是頭一遭，未來人似乎也不會只有這一樁。以往大家都認為，只有國家有權處罰行為人，國家的刑罰權施加處罰是最公平，且大家都該服氣。但根本的問題是，被害人的怨氣卻不會因為判決確定後就被消除，而其他人對行為人的恐懼也並不一定就會消失。因此，只要判決結果不合於被害人及其家屬，乃至於社會一般人的正義理念，司法判決所謂正義的實現，都將被棄置於一旁。
 
其實要消弭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怨氣，讓上述情形減低，實務上已有試行已久的「修復式司法｣可資運用。這並非今天才出現的全新概念，之前的「夜店殺警案」、「新北投捷運殺警案」或是「小燈泡案」就曾作出嘗試。這項起源於對國家獨占刑罰權行使的反思，認為不是只有一味強調國家處罰才具正當性，消除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因犯罪行為而生的「恨」才是化解相互仇恨的根本。我國如《鄉鎮市調解條例》與《少年事件處理法》，乃至《刑事訴訟法》(尤其是最近的被害人訴訟參加)中，都有此理念的具體化規定。
 
修復式司法不同於傳統對犯罪的處理是以社會衝突觀點看待，而且是以處罰造成原因的人為解決方法，其試圖從另一個方向出發，以撫平犯罪造成的損害、裂痕為主，尋求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區共同參與修復一起治療被破壞的關係；畢竟加害人有時也是被害人，如果只由國家處罰行為人造成的果，而不探究因，進而加以消除犯罪過程而產生的怨，被害人的損害永遠不會被真正填補，畢竟午夜夢迴時痛苦的永遠也是被害人。
 
比較法上也有立法例能以取得被害人的宥恕為減輕刑罰的理由者。因此，若能在本案中也積極藉由對話方式，來讓行為人獲得反省，而被害人家屬能在如此的氛圍中，更能接受行為人的行為實在是事出有因，進而接受歉意，也才有真正加以原諒的可能，也才能讓人民更加以接受判決的結果。
 
筆者深信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會只有單一的方式，司法本來也不是最後定紛止爭的唯一管道，修復式司法在此不應該只是被搖旗吶喊或當作神主牌似地尊重，在本案應能發揮更多弭平被害人家屬的傷痛與社會歧見的功能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