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佳燉／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
審理疑似精神病患殺人之矚目案件，往往都是承審法官的痛。一方面殺人犯時而出其不意的無差別差人，甚至令人髮指的殘酷手法，常讓人為被害者哀悼、為社會安全擔憂；但另方面，如果法院審理的結果，認為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的要件，也就是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行為違法或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必須給予「不罰」、「得減輕其刑」之判決。最近大眾關注的台灣嘉義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以下以本案稱之），其行為人被認為是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而為無罪之宣示，引起許多討論，本文以有限篇幅略提出個人看法。
司法精神鑑定報告可採信嗎？
多年來被稱為精神病患者的殺人案件中，不管是一般人的想法或檢察官的理由，多是認為殺人犯行為當時可以與人對答、犯後逃跑、甚至是經過縝密計畫為之，法庭上也常常對答如流，知道如何幫自己應答，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精神病患等等。
然而，以英國為例，從200多年前以來，就已經有不少相似的案例，如1800年之James Hadfield，在劇院包廂裡射殺國王未成一案，被告從剛開始就是計畫性的犯案，我們可以說他的行為在客觀上仍具有相當的理性，但陪審團最後認為被告遭持續存在無法抗拒的妄想支配，造成理解力被壓抑，而為無罪之判決。所以，如果只是因為外表看起來正常，就認為行為人一定具有責任能力，顯然是過分簡化對精神病患行為時心理狀態的理解。也因此，法院判決前，勢必要再透過更科學的方式來判斷被告行為時責任能力。
司法精神鑑定報告，依法只是法院形成判決的證據資料之一，但不可諱言，是法院倚重的重要證據。精神科醫師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鑑定人，被告想對其詐病，並不容易。況且必要時精神科醫師也需要出庭對其鑑定的過程、方法、結果等闡明，接受檢辯雙方之質疑，在本案也確實經過這些程序，相信即使將來訴訟程序加入國民法官來共同審理，對精神科醫師參與鑑定並提供報告（含出庭說明）的程序要求，也只會更多、不會減少。
判決不罰，然後呢？
有人認為基於應報理論，即使精神病患，做錯了就應該處罰。但請試想，如果行為人是一個小孩，我們還會認為對這個小孩有以刑罰伺候之必要嗎？沒錯，小孩與精神病患不同，但《刑法》不罰的基礎有雷同之處，就是認為他們當時無責任能力（再次強調，只有認為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之精神病患才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故對他們的刑罰不能達到阻嚇、教化與預防再犯的目的。
社會大眾之所以無法接受本案判決結果，除了很難接受「犯錯卻不用被關」的應報理論外，更有相當多人擔心容任這些有高度傷人可能性的病患在外遊走，猶如你我身邊都有一顆不定時炸彈。
確實，預防再犯甚至期使能正常回歸社會，絕對是矯正機制最希望達到的完美結果。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情形之被告，雖為無罪判決，但依《刑法》第87條規定，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5年以下之監護。這裡衍生的問題是，將被告送至檢察官指定精神病院、醫院等地施以監護，目的在消弭行為人反社會的危險性，使其能適應於社會生活，但對某些個案而言，5年能否完全消除再犯的危險性？若否，轉而對本質上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施以不定期的監護，有無違憲疑慮？
本文認為，在目前的法制下，對於有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的精神病患，《精神衛生法》第41條有關強制鑑定、強制住院之內容，應可作為防範此類案件行為人對公眾造成危害之補充規定。然需辨正者，《精神衛生法》規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精神病患，在強制住院醫療的同時，如何兼顧人權、公眾安全乃至治療成效，實有賴更細緻之實務操作。
最後，呼應其他先進之見解，對於鑄下大錯的精神病患，不管有無先經過刑事處罰，之後如何橫向連結司法處遇與精神衛生治療，兼顧病患醫治權並減少對社會安全之衝擊，宜由負責執行之法務部與衛生福利部充分溝通協力促成。也許這樣會需要更多醫療資源，但精神病患與一般病患，都是全民健康保險保護的對象，加強醫療資源，可同時達到治療病患與保護公眾的目的，為什麼不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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