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妮：何時取回被防疫割讓的自由

王凡妮／公務員

從今年農曆年開始，武漢肺炎的爆發引動一連串經濟、國際情勢與生活的質變。我們也從畏懼病毒擴散的恐慌逐漸轉變為各種防疫為目的之自律生活。不論是勤洗手、測量體溫、戴口罩，健康管理成為全民運動，政府各項因應防疫的超前部署也不斷推進。每當有新的案例，各種疫調與防疫的措施也不斷出現，進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自由，從廣義的來說，就是自由選擇生活的形式。可以確定的是，在疫情的影響下，我們的生活形式已在政府的各種防疫部署下被改變了。從沒有戴口罩不能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娛樂場所的暫時配合歇業、一百人以上禁止聚集，這些防疫措施其實就是各種一般行動自由、集會遊行自由的限制。

立法院在109年2月25日火速通過了《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其中第7條授權疫情指揮中心為控制疫情，得實施必要應變處置與措施，同法第13條對於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守各級衛生主管指示，而有傳染他人之虞者，更可加以用刑法處罰。姑不論政府的各種超前部署與防疫的目的性與手段性是否有過苛，地方政府各種限娛令究竟有無符合法律保留及法律授權的爭議，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為了這場防疫的戰爭，已然先支付了部分的自由。這些先割讓出去的自由，何時能夠重回我們手上，在病毒的變幻莫測影響下，似乎沒有人可以知道。

在集體恐懼疫情擴散的情形下，人們對於各種超前部署與限制、處罰措施大多額手稱慶，在病毒威脅下，似乎暫時的自由限制仍然是划算的買賣。但弔詭的是，武漢肺炎的篩檢個案中，不乏有已康復個案再次被篩檢呈現陽性反應，使政府目前選擇三採陰才能隔離解除出院的模式，既反映了病毒的不可預測，也似乎預示了這場防疫大作戰下各種自由的限制，有綿綿無絕期的可能性。

至少，此時此刻每個人的自由與生活形式都有了根本的質變。大口在陽光下呼吸新鮮空氣，又或是在極度密閉空氣不夠流通的車廂裡，摘下口罩喘一口氣都成了一種奢侈的願望。回頭看過去的生活形式，其實為了防疫，我們也失去了不少。而且，為了杜絕病毒因為人流移動而散布，我們盡可能地刪減了各種娛樂措施，諸國封閉國境，各種形式的禁足令、限制娛樂的勸導，也實質改變了人們原本對於自由的想像，在自由與規範的拉鋸中，似乎自由的範圍也日漸狹隘了起來。舊日子的各種繁華似錦如同一場舊夢。

自由的質變，在不知不覺中就發生了。在集體意識的共同敘事下，成了我們這代人對於自由的集體創作與集體決定，在健康與生命的威脅與叩問之下，集體人類似乎漠視了這種生活形式的轉變。當人們自發地在各個場合戴起口罩，某個自由的角落，似乎也被我們遺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