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督圜：香港大圍捕 北京「以疫」全面管制

蕭督圜／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祕書長

香港警方17日再次高調拘捕包括民主黨、社民連及公民黨在內的14名泛民主派人士，除此之外，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亦同樣在拘捕的行列之內，此次拘捕的理由與這些人士涉及未受核准的反修例示威運動有關。但為何港警在全港社會將重心放在力抗新冠肺炎疫情之際，仍選擇大規模的對泛民主派出手，應不脫北京中央對未來局勢的戰略判斷。
 
首先，在4月13日北京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高調點名譴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政治攬炒」，自去年底起即不斷拖延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造成香港立法會審議的停擺與延宕。
 
而後，泛民各界指責兩辦的發言恐有違《基本法》後，香港中聯辦旋即於17日再次強硬回擊，表示「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這不僅是履職盡責的需要，也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先不論港澳辦與中聯辦的說法是否合乎香港各界對《基本法》的解讀，但近日來兩辦先是在《基本法》頒布30周年的時機點不斷呼籲應盡速制訂23條國安立法，而後開始針對泛民主派展開新一波的文攻武嚇。在在凸顯北京在全國疫情得到控制後，將加速此前調整後的治港政策新路線，戮力完善習近平念茲在茲的「全面管治權」，強化香港在未來中美地緣政治碰撞時可以操之在己。

外資入中活水減少

其次，北京心中明白，這波疫情之後，可能促成全球經濟及產業結構的重新洗牌，尤其是近來日本與美國相繼傳出政府要補助企業撤出中國，而中國所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也受到疫情波及急凍，都將促使在中美貿易大戰後，已經趨緩的中國經濟再次遭遇萎縮與動盪的挑戰。
 
若檢視中國近兩年的「外國直接投資」（FDI）與「對外直接投資」（ODI）可以發現，雙雙出現了先增後減的現象，說明了一方面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的穩定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代表進入中國的活水減少後也降低了中國再轉投資的能力，對中國經濟的流動性與活躍度都有不利的影響。
 
由於多年來FDI累積總量佔中國GDP的4成以上，對就業貢獻率也有11％到29％不等的比例，因而在疫情之後要如何「穩外資而保就業」成為北京維穩時的考量重點。香港身為中國最主要的國際金融平台，更是中國FDI來源地的首席，因而北京絕不會容許香港政治僵局繼續下去，影響香港的金融地位及中國經濟的復甦。
 
但自去年中反修例運動至今，香港的經濟接連受到運動與疫情的雙重衝擊，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表示情勢嚴峻，不僅2月失業率升高至3.7%創9年新高，財政赤字可能達3000億港元；而IMF也在《2020年世界經濟展望》中評估，香港將是「亞洲四小龍」中表現最差勁的經濟體，今年GDP預估下跌4.8%。
 
故而一方面，北京責成港府攜手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強勢通過第二輪1375億元抗疫基金，對企業與市民進行紓困，希冀再以經濟手段爭取社會對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有鑑於9月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早已積極地希望搶攻過半席次，北京若不超前部屬、適時壓制，則恐形成更不利於北京的管治結構。

化民氣為管制基礎

最後，從國際當前現況上來看，由於世界各國都身陷疫情擴散的緊張局勢中，即使是美國此時想必也難以分心疫情控制以外的相關事務，更遑論歐盟國家還有崩解的風險。尤其，隨著全球在疫情的衝擊下出現了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跡象，當世界對中國的大外宣逐漸產生疑慮與不滿後，同樣成為北京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轉化為民氣可用的基礎。
 
北京深知在人不疑處出其不意必有收穫，此時對香港出手不僅承受的國際壓力勢必最小，更可以對內彰顯北京維護主權及國家安全的決心。等到全球疫情緩解後，香港恐又將有另一番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