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專欄：必須揭露告密者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轉型正義的進程，已經到達揭露當年告密者的檔案。我身為當年黑名單的受害者，可能不宜只為我個人說話。只是台灣社會已經到達全民開放的階段，不容民主社會仍然停留在歷史的陰影下。當年國民黨駐外單位，特別是各個城市的辦事處，都有情治人員長期駐紮。他們的權力地位遠遠超過外交人員，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文化，成為台灣民主進程的絆腳石。他們掌控誰可以簽證返台，誰必須長期監控。拒絕為台灣國民簽證，已經成為普遍現象。這種傷害非僅一時，而是一輩子。

以反共為名的戒嚴體制，在台灣製造政治犯，在海外則製造黑名單。為了阻止學生關心政治，在校園內成立國民黨小組，在里鄰成立民眾服務處，在城市成立支部，在中央成立軍法處，在海外更派遣職業學生；甚至在電話公司公然竊聽。這樣的天羅地網，仍然使國民黨沒有安全感，所以還必須製造更多的政治犯。有太多的懸案，到今天還是無法解釋。當年的陳文成命案、盧修一案，到今天還是沒有具體結論，這完全不符合轉型正義的精神原則，也不符合民主開放的原則。

今年是野百合學運的30周年，當年新世代公開反對老賊把持政治，完全站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對立面。野百合運動揭開了台灣政治最醜陋的一面，也啟開了往後的民主群眾運動。那個時代從來沒有夢想過國會改選，更沒有夢想過總統直選。尤其學生要求與總統直接對話，就在當年，李登輝總統非常乾脆與年輕世代見面。對於國民黨體制來說，這是了不起的歷史創舉。但是，在學生運動期間，也是特務大量滲透的時機。許多人都遭到密告，也被建立許多秘密檔案。那場運動使國民黨威權開始動搖，也使新世代的學生領導者陸續誕生。

告密文化，是威權體制的基石。沒有告密，就沒有權力壟斷。沒有特權，就沒有黨產，而擁有特權，就更能為所欲為。這個政黨擁有太多財產，才能夠豢養太多特務。公務機關的政風室，學校組織的教官室，到處都布下眼線。那些秘密檔案的公開，使戒嚴時代的政治秘術完全揭露。就像東德共產黨解體之後，檔案跟著公開，許多夫妻才察覺彼此曾經互相監視過。對於1950年代之前出生的世代，幾乎都是在國家機器監視下長大。即使沒有受到迫害，言論自由也遭到剝奪。那種傷害，到今天依然隱隱作痛。

國家安全局的手甚至也延伸到海外，只要淪為黑名單，就無法取得台灣簽證。那種對親情的剝奪，完全與共產黨沒有兩樣。以反共為名，卻襲用共產黨手段，不僅挑撥親情，也查禁書籍。那種思想檢查，等於把整個台灣海島鑄成大監獄。野百合學運的適時爆發，使李登輝總統與台灣學生有對話的機會，也使民進黨有機會創造國是會議。那是一種骨牌效應，終於像摧枯拉朽那樣，威權體制從此再也不回頭。野百合學運30周年的今天，讓我們看見青年的力量，也看見它與後來的太陽花學運遙遙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