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玟/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不管這波口罩外交是基於人道考量、國際合作或是外交攻防戰的精算,從結果上來看,都達到很好的效果。
這件事彷彿在印證輔仁大學吳豪人教授的「好撒馬利亞人」理論,他不只一次說過:我們(台灣人)是被殖民者,我們是賤民,我們武力遠遠不如統治者或帝國主義者;但是我們就像耶穌講述寓言中的「好的撒瑪利亞人」,無論在道德、法治、民主、人權乃至於一切進步價值理念的追求裡,我們都遠遠比殖民者、帝國主義強權更努力、更虔誠、更當成一回事。而且唯有不斷的堅持這種「好的撒瑪利亞人」典範,我們的未來才有希望。相反的,一旦我們因為不幸、絕望、軟弱而向邪惡但強大的現實力量低頭,我們的苦難就沒有中止的一天。
在中國依靠各種手段強勢崛起之後,台灣不再能跟中國拚金援外交,台灣的邦交國數目節節下降。在這樣的條件背景下,台灣要跟中國相拼,被國際尊重,不被中國併吞,籌碼的確沒有別的,只有道德、法治、民主與人權。這是為何在蔡英文總統宣布對外援助1000萬片口罩的同一天,法務部執行死刑讓人錯愕的原因。這種錯愕不是出於人權團體的自以為是,以為廢死最高尚,其他人都是錯。從國際外交的角度來看,這毋寧是倒打台灣形象一把的作為。由於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很容易讓人有這樣的聯想:「難道台灣政府覺得對外輸出口罩救人,就可以合理化自己以國家機器殺人的事實嗎?」
我想很多台灣人認為,死刑議題只是內國的刑事政策議題,只關乎犯罪與處罰,管國際人權潮流做什麼,他國根本無權說三道四。但從1970年代末期以來,國際特赦等國際人權組織業已將死刑定位為國際人權議題,否定了死刑只是內國刑事政策的看法。這個立場也為不少國家所採取,廢死甚至是土耳其或是前蘇聯國家加入歐盟的條件。
台灣在死刑政策上可以不跟隨國際人權潮流,但卻不能不知道有這樣的國際人權潮流。作為一個想要爭取國際認同的小國,倘若台灣選擇維持死刑制度,整個社會都必須一起承擔與國際人權潮流不同邊的後果。
但是,當台灣政府想要透過口罩表現自己是好的撒馬利亞人,想要用暖實力贏過中國的銳實力,表現「即便被國際社會排除,但是Taiwan Can Help的道德高度時,執政者在這個時間點(意思是指,沒有政權危機,像馬英九政府在2014年反服貿運動後的死刑執行;也沒有重大犯罪事件引發的社會壓力,譬如2012年湯姆熊命案、2018年連續3起分屍命案)執行死刑,讓人納悶這個政府是想太多還是想太少?
想要問的是,政府部門之間難道彼此不討論不聯絡嗎?外交部跟法務部不同在行政院下嗎?難道台灣政府認為,現階段防疫最大,政府支持度高,批評的人權團體只會被社會倒轟回去,反對死刑的歐盟也不會說什麼,因此即便在這個時間點使用規範密度不足的《執行死刑審查要點》執行死刑,仍然具有高度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台灣若要在國際社會上扮演好撒馬利亞人,想要展現暖實力,突破外交困境,就應當認真地把這個角色扮演好。要當國際社會的好撒馬利亞人,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在政策上導向廢死。即便做不到這樣,政府也該完善相關的程序規定,包括事先給予死囚家屬見最後一面的人道權利,並慎選執行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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