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盈豪：防疫從下而上 轉社區動員模式

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社工學程助理教授

台灣在第一階段的防疫表現亮眼，值得為政府和辛苦的防疫人員喝采，但在接下來可能進入社區大規模社區感染的前提下，防疫策略和隊形應該「從由上而下的超前部署」翻轉成「由下而上的社區動員模式」，刻不容緩。

過去3個月，台灣仰賴政府官員和防疫人員強大的執行力，以及陳時中指揮官與其團隊不眠不休加上唐鳳政委數位科技的整合，我們在防堵疫情和有效分配防疫資源上，打了漂亮的一仗。但我們真的花太多時間和能量在口罩議題上，每天大量的媒體資源和民眾注意力，也都在防疫記者會和政治口水上，甚至這陣子台灣的新聞跟社群媒體充滿大量誇獎台灣防疫成果的報導，而有容不下更多元意見和討論情況。

如果社區感染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我們之前防疫的努力搶下寶貴時間差，現在更應該盡全力從社區民眾、在地社區組織這一端，動員起來全民防疫，不應該持續期待有防疫英雄出現或是被動等待政府作為，更不能一直把責任都壓在少數政府官員或醫療人員身上，基層的民眾、社區和非政府組織等，應該找到自己在防疫中的角色，主動成為政府防疫的後盾或是行動者。

過去SARS期間成立的「社區防疫行動聯盟」的做法值得借鏡，社區中其實有很多資源，應該盡快整合起來，發展由下而上的社區防疫力量。當年（2003）全國各地社區營造伙伴以及關心SARS的民間專業團體一起組成「社區防疫行動聯盟」，結合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社區大學、社區團體、宗教團體、學校、教育機構、志願服務、社工等團體，凝聚社區的力量，做好社區防疫工作，協助檢疫隔離工作。

最近從媒體上對各國的報導可以預期，社區大規模擴散和封鎖後會帶來各種的社會衝擊和問題，到時不能一直只靠指揮中心和政府官僚系統在做防疫的工作，民間力量和社區基層組織及社區防衛網需要被有計畫的動員和建立。目前地方防疫的業務多仰賴地方衛生與民政機關、里長或里幹事負責，甚至發生有高雄等縣市動用已經忙碌不堪的社福中心社工人員協助被隔離檢疫而有特殊需要的民眾送餐。

社區組織與發展的工作在台灣已推行多年，台灣各地多年來已成立6700多個社區發展協會，更有志工組織、守望相助隊，加上長照政策推動之後各地的老人照顧據點和部落文健站，還有原本就存在各地的衛生所和基層公衛體系，是時候從公私協力的方向，先從基層社區資源的動員和整合做起，在可能的疫情擴散和社區隔離時，發揮社區自主防疫、關懷弱勢、互助照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