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傳賢／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近來國內學者發起連署，認為將新冠肺炎（COVID-19）稱為「武漢肺炎」將帶來歧視，因此呼籲台灣民眾秉持「救無別類，應物無傷」精神，為台灣贏得更多尊敬與善意。發起人王智明副研究員是我的鄰居，兩家有非常好的私交。王智明是個非常篤實、誠懇與就事論事的人，我相信這番呼籲是有感於疫情爆發後網路上一窩蜂的謾罵，造成台灣民間或是全球因為「武漢」這個名字而將矛頭指向中國、中國人以及同情中國疫情的人。而疾病一旦與政治扯上邊，產生對立，對於防疫是絕對無益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完全同意發起人的看法。但對於這項呼籲，我僅有一個問題。
換成COVID-19或是新冠病毒，就真的能解決衝突與對立了嗎？我個人對於「歧視」的理解，是源自於認知對象與自身的不同、差距，進而產生自身優越，而對方低下的感覺。如果這個定義是真確的，叫什麼名字與是否歧視關係可能不大，充其量只是在門面上做做樣子罷了。
舉例來說：早期美裔黑人被稱為Negro，後來因這被認為是嚴重歧視而換成Darkie（對，就是之前黑人牙膏上的名字），但之後又被認為是歧視。美國朋友建議我使用「Black People」，但在留學時課堂上仍被教授與同學嚴正提醒這個字不適合，應該用「American African」比較恰當。儘管換了這麼多名字，時至今日連非裔美人的歐巴馬都當過總統了，對於黑人與有色人種的歧視就消失了嗎？
不扯這麼遠，SARS已經是17年前的事了，至今大多數人對它的記憶，仍是中國傳出去的病毒。 若誤解歧視的來源是「名字」，僅單方面想靠改名來解決對立，恐怕僅僅只是緣木求魚而已。
歧視與衝突的來源若非病毒的「名字」，究竟又是什麼呢？個人認為是對於「病毒」與「疫情」的錯誤認知導致的恐懼。舉個簡單的例子，平時應該沒有人會因為「出國」、「返國」這些行為產生反感，但時至今日新聞上只要出現某里長帶團出國旅遊，或是某人自疫區返台，就會引起眾人對疫情的恐懼，進而群起攻之，更別說那些染疫而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有可能傳染給他的人了。
而在整個新冠病毒疫情中，對於病毒與疫情認知錯誤最嚴重的，就是中國本身。證據顯示，在疫情於武漢發生之初，中國就處心積慮的在社群媒體上封鎖疫情。究其最主要原因，是為了中央領導階層的面子。一旦疫情被揭露，必會導致民眾對於中央領導階層的嚴重質疑，進而影響中共政權的穩定。 之後中國一連串在防疫上的作為，也正是為了這「面子」之爭。於是雖然是自己起頭使用「武漢」為病毒與病癥命名，後來卻施壓WHO為疫情塗脂抹粉與背書、並堅拒在病毒上被扣上「武漢」或「中國」。
為了喚起境內的民族主義，中國千方百計想效法之前SARS的經驗，將疫情源頭扣在美國頭上；另一方面又企圖操作輿論，大張旗鼓的將中國抗疫美化為是對全球的貢獻，是「為全世界爭取時間」。為了進一步塑造其國際被害人的形象來喚起境內民族主義，化危機為轉機來鞏固領導核心，中國早先一步於2月底即下令驅逐外國媒體記者。值全球疫情正如燎原之火四處擴散之際，中國卻關閉方艙醫院並大肆宣傳包括武漢與湖北等地全國已無增加境內確診人數，此舉無異也是為了中共領導階層的「面子」。
實際上，已有武漢醫護人員對外媒爆料這是減少帳面上治療中的人數以製造疫情改善，中央抗疫有方的假象。可想而知的是，既然國內已成功抗疫，日後若仍有疫情傳出，都只可能會是國外傳入。
如文章一開始所述，我完全同意王智明聲明中指出對立絕對無益於防疫，也認為「救無別類，應物無傷」，過度政治化的考量反而會使防疫工作左支右絀。沒有人願意生病，患病者並不該被譴責。如同陳時中部長所言，防疫的敵人永遠都是疾病本身，而不是人。墨西哥於2009年3月爆發H1N1新型流感疫情後就立即通知美國與WHO，雖然造成全球感染人數可能高達14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57萬5千人，但並沒有人／國家排擠斥責墨西哥。
因此，與其計較這個病毒的名字是什麼，該優先檢討的應是中國對於「病毒」與「疫情」對政權穩定造成衝擊的過度恐懼，以及其拒絕公開真實疫情資訊、與台灣及國際合作進行聯合防疫的態度。中國唯有停止將疫情政治化，正視病毒擴散對全球的影響，並放下成見與政治考量，積極的與台灣及國際合作思考防疫方式，才是早日解決疫情擴散，消弭對立的唯一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