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長權／台灣大學公衛學院院長
武漢肺炎（COVID-19）自去年12月起從中國武漢市開始流行，至今已蔓延世界165個國家，在全球造成超過30萬確診病人、逾1.3萬人死亡。從累計確診病人數目判斷，中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德國、伊朗是目前世界大流行的重災區。全球有30幾個國家採取各種前所未有的「防堵」政策來限制民眾在國境內外的自由移動，可以說3個月以來武漢肺炎已經從一個全球的公共衛生危機，發展成撼動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基石的一場世界大戰。
有些國家在其國境內採取「武漢封城」、「義大利封國」、「加州、紐約州閉州」等限制人民自由的強制性管控措施，而在國際間，歐盟國家之間自由移動的取消、美加墨三國邊境的管制、日韓間免簽證的取消等等阻絕他國國民入境的作法，則是世界各國在世界大戰敵對國家之間時才會採行的邊境管制措施。
我國在過去3個月以來在沒有世界衛生組織協助，無法取得中國疫區第一手資料下，獨立防疫的努力仍然維持少數境外移入個案、有限社區傳染的防疫成果，實在不容易。但是在武漢肺炎已經演變成一場疫病世界大戰的當下，未來的防疫重點在於如何能繼續有效控制疫情且能維持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的正常運作和生活功能。
我們必須要調整目前以行政院為主責、動員各部會的承平時期的「全政府」防疫步驟，進化到以總統為主責、採取「全國家」動員的戰爭時期的防疫策略，這樣台灣才能在世界大戰中達成這一項既能保護人民健康且可以維持國家發展的新防疫目標。
在這一次的武漢肺炎病毒的世界大戰中，病毒隱身藏在世界各國人民的身體內感染給其他人，人類的「主要敵人病毒」藉此製造了許多存在國家內外、城鎮裡外潛在感染者的「次要敵人們」。20世紀因為搶資源、擴國土、爭意識形態的兩次世界大戰，各國之間都以軍事攻擊來取得勝利，21世紀的這次病毒世界大戰，世界各國則是採用「非藥物介入」防疫的防守戰略來增取時間，讓疫苗和藥物可以儘快研發上市來發動攻擊、打贏這一場戰勝病毒的聖戰。
邊境管制是「非藥物介入」防疫的首要措施，禁止他國人民入境是阻絕病毒於國境之外的有效方法。封城、關廠、關店、停班、停課也是常用的「非藥物介入」防疫措施，這樣做可以因為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極大化而大大降低病毒在本國國境之內人傳人的機會。但是要籌畫、執行這一些高強度的「非藥物介入」防疫，往往需要行政、立法、司法、國防、外交的協調整合才有效率，在我國《憲法》只有總統才有這項權力來執行。
而採取這些防疫措施雖然對於防疫效果有幫助，但是也會因為人際、交通、交易停頓、國家孤立等情況，而衍生出對本國政治經濟衝擊上很大的政策副作用。如何權衡這一些高度限制人民權利的防疫政策在國家人民整體利益上的得失，在我國直選的總統掌有這一項人民託付的決策權力，衡量全球疫情的發展，緊急命令的發布似乎難以避免，而且愈早發布，全國動員準備防疫的時間就越充裕。
面對武漢肺炎這個仍然發展中且所知有限的疫情，很難預測未來疫情的走向，在充滿不確定性之下國際間對於未來的疫情以3-6個月為短期發展來預估、以6-12個月為中期發展來展望。在緊急命令賦權之下為了因應這些動態的疫情變化，現階段最迫切需要的防疫決策有：(一) 隔離檢疫政策是要採取封城式的全面擴大社交距離的作法？還是採取停班課、關廠店的部分延長社交距離的措施？(二) 今年度政府的預算執行、建設計畫、財稅徵收的執行期程，是要如期進行還是延長期限？ (三) 防疫特別預算是否增加？防疫人力如何徵調？防疫關鍵物資如何生產？官民合作防疫如何擴大？
我們也可以預期武漢肺炎未來會發展成對世界跨越多年的長遠影響，政府和國人都必須未雨綢繆，對如何融入後武漢肺炎時期「新常態」（new normal） 的世界政治秩序和社會經濟新結構做準備。
